張承志與海明威的激動與不安

一九九一年，張承志出版了講述七代哲合忍耶回民獨特經歷的奇書——《心靈史》，他自述他的創作心理說：“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嶺上。也許，此刻我面臨的是最後一次抉擇。肉軀和靈魂都被撕扯得疼痛。靈感如潮水湧來。溫暖的黑暗，貼着肌膚在衛護我。我沉默着，強忍着這種限界上的激動和不安。但是我必須解說……”張承志在大西北流浪的動機和感觸，與海明威在巴黎流浪的動機和感觸，當然有很大差異，但站在靈肉對峙界限上的那種激動和不安，卻是一致的。他們都在為躁動的靈魂尋找精神的原鄉。

一九八四年隆冬，張承志走進大西北，並自認為找到了他的精神原鄉。這個令他深受“震撼”的精神原鄉，就是在極度乾旱與貧窮中“堅持一個心靈世界”的哲合忍耶派回民所生息的西海固——“它是寧夏南部隴東山區西吉、海原、固原三縣的簡稱，也是黃土高原東南角的回民山區的代名詞”。

對流浪於巴黎的海明威而言，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理想，早就已被“一戰”的殘酷現實所祛魅了，他和他筆下的亨利中尉一樣，懷疑當時西方政府的一切神聖說教。用斯坦因的說法就是，海明威這類在戰爭中當過兵的人，“不尊重一切”，“醉生夢死”，是“迷惘的一代”。但“迷惘”不代表絕望，海明威在巴黎的遊盪與閒逛，其實也隱含着尋找聖杯的心路歷程。也就是說，他和張承志一樣，都試圖在流浪中尋找啟示。

張承志自認為在大西北的酷烈旱風中找到了他所要的啟示，他如此表白說，“在這文字之末的後綴上，我清晰地感到我被鋒利地從一個巨大的血肉之軀上剝下。我獲得了最後的啟示。我該告別了。”

《太陽照常升起》中承載着海明威巴黎記憶的男主人公巴恩斯，也在迷惘的心路歷程中，找到了最後的啟示。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