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緊迫感之前

美國最懂唐詩的人，宇文所安，其實也很懂現當代中國詩。在他談中唐詩的《中國“中世紀”的終結》裡，就有不少與當代相契合的預言。

在七世紀九十年代初會集長安的年輕人，表達了緊迫感和危機感，主張必須做出一番事業來振興文學，並通過振興文學來復興文化價值。這些書生慷慨地讚頌彼此的作品，並深信他們能為千瘡百孔的蒼茫大地找到良方。韓愈、孟郊及李觀的復古主題和道德緊迫感並不代表整個中唐；事實上他們只是複雜整體的一小部分。他們的意義似乎正在於打造一代新人、宣告變革和劃分歷史時代這一行為本身。

同樣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曾存在於清末民初乃至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的內地知識分子，聲勢浩大甚於中唐，他們採取的形式激進、貌似反對傳統，實際上他們的入世、立命的精神和孔子、韓愈一脈相承，至於他們給延續下來的中國文化帶來的新變和新興趣，也不是“去舊立新”的初衷所能夠包羅的了。而更重要的，他們為其時委頓的國人精神帶來了一支強心針，樹立了可堪思齊的高風亮節之個人形象，他們的具體人生成為了有志青年的典範，支撐着僅有的民族尊嚴。

但之後歷史開了個殘酷的玩笑，精神被貶到最低的位置，戰爭以另一種形式打響。即便如此，知識分子仍然堅持到了八十年代。最後，在權力和金錢的硬軟兩手下，事情悄悄地、然而是徹底地變了樣。緊迫感和危機感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被樂觀主義者視為大笑話。

在緊迫感之前，現在的內地學者、藝術家、作家、詩人們過得很好，都市的高樓擋住了他們的眼睛，使其看不見千瘡百孔的蒼茫大地。這個美好新世界的詩人們，創作呈一片繁榮景象，但這繁榮又像聞一多所寫的初唐宮廷詩歌的繁榮：“不怕太宗和他率領下的人們為詩幹得多熱鬧，究竟他們所熱鬧的，與其說是詩，無寧說是學術。關於修辭立誠四個字，即算他們做到了修辭（但這仍然是疑問），那立誠的觀念，在他們的詩裡可說整個不存在。”他們“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他們鼓吹的“純詩”，無意地成了粉飾太平的幫兇。

還有一些人，徒餘藝術良心的，則變得很窩囊。聞一多批判的和韓愈同時的賈島之徒，也存在於當今，網絡組織的小世界，更成了他們集體意淫的天堂。“

賈島、姚合領着一群青年人做詩……為責任做詩而自課，為情緒做詩而自譴……這些趣味，誠然過去的詩人也偶爾觸及到，卻沒有如今這樣大量的，徹底被發掘過，花樣、層次也沒有這樣豐富。我們簡直無法想像他給予當時人的，是如何深刻的一個刺激。……可見每個在動亂中滅毀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賈島，而在平時，也未嘗不可以部分的接受他，作為一種調劑，賈島畢竟不單是晚唐五代的賈島，而是唐以後各時代共同的賈島。”聞一多先生他沒想到百年的今天，我們的時代充斥着初唐的虞世南和晚唐的賈島之輩，而韓愈和孟郊還沒見蹤影。

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