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價值經濟”的思考

最近，南京的“紅姐事件”引起全國轟動，不僅躍居各社交媒體的熱搜榜，更成為大眾茶餘飯後的話題。據報道，該事件涉及人數高達一千六百人，其中多數受害者是自願上鈎。有人坦言，僅因“紅姐”一句溫暖的讚美或一絲關心，便欣然赴約。甚至有一部分人在得知“紅姐”實為男性後，仍不願空手而歸，繼續與其深入往來，理由僅僅是“來都來了”。這起事件雖然充滿戲劇性，但其背後所揭示的現實問題卻發人深省。

“紅姐”的騙局看似簡單，卻抓住了人性心理的弱點。他索取的“見面禮”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並不昂貴，讓受害者誤以為物有所值，從而降低了受害者對詐騙行為的警惕性。這種“不貴的禮物”表面上無害，實際上卻巧妙地在受害者心理上構建起一種“付出與回報”的平衡感，令受害者認為自己此舉並無損失，從而打破第一道心理防線。不僅如此，“紅姐”更通過語言上的讚美與貼心的關懷，營造出一種被理解和被需要的錯覺，從而滿足了受害者內心深處對情感支持的需求。這種情感投入與金錢付出對人們產生深遠的影響。最近筆者耳聞，不少針對老人的健康產品同樣打着溫情和關懷的旗號，向老人推銷價值不菲的產品，這或許也透露了老人情感需要的真實困境。

“紅姐事件”揭示了當代社會中情感價值的匱乏，而這種匱乏也使人們更容易淪為“情緒價值經濟”的獵物。因此，“紅姐事件”已遠超單純的道德與法律的討論範疇，它提醒我們應重新審視當代社會中情感關係的形態，以及情緒價值與商業模式之間的深層聯繫。只有當我們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情感需求，並選擇健康的方式去滿足它們時，我們才能避免成為“情緒價值經濟”的消費者，甚至是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並非僅存於“紅姐”的騙局之中，許多合法的商業模式同樣可見其蹤影。以近期風靡一時的Labubu為例，這個被稱為“Z世代續命神器”的虛擬角色，通過可愛、陪伴和治癒等情感價值標籤，吸引了無數消費者，並催生出龐大的衍生經濟鏈。據報道，Labubu盲盒的官方售價僅為九十九元，但在二手市場卻曾被炒高至二千三百元。這種由情緒價值驅動的消費狂潮，Labubu並非特例。在此之前，不少品牌都是通過建立某種情緒價值作為營銷策略，例如自豪感和優越感等等。

Labubu的爆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中人們對情感寄託的需求。經歷了三年疫情，空間的隔離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疏離與冷漠。科技的發展雖然帶來了便利，卻未能修復這種疏離感，甚至進一步催化了人與機器的“一體化”。在這樣的背景下，虛擬角色和IP形象以穩定的、不背叛的“安全感”，成為了許多人理想的情感出口。相比那些複雜、需要經營的現實人際關係，這種簡單且可控的情感寄託無疑更具吸引力。

從“紅姐事件”到“Labubu熱潮”，這兩個看似毫不相關的現象其實都折射出當代人們對情感的強烈渴望，並且都建立在“情緒價值經濟”的基礎之上。一方面，“紅姐事件”展現了赤裸裸的情感剝削，利用虛假的情感撫慰來牟取利益（偷拍受害人的視頻作販賣用途獲利才是真實目的）；另一方面，Labubu則代表了一種精緻包裝的情感交易，通過合法的商業模式滿足消費者的情感需求。上述兩者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將情感需求商品化，並轉化為可量化的經濟價值。

然而，這樣的現象也引起了更深層次的疑問：當人們習慣用金錢購買情緒時，是否還願意投入時間和精力去建立真實的人際連結呢？當虛擬陪伴與現實騙局同時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我們是否能夠清晰地辨別情感需求的真偽，並在虛擬陪伴與真實連結之間找到平衡？而這些現象又是否反映出我們在情感教育上的不足呢？

黃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