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經驗：文化基因的共通與澳門的包容啟示

破解難題，需回歸文化根源。中日韓三國文化既具獨特性，也蘊藏着深厚的共通性，其關鍵紐帶便是同屬漢字文化圈與儒家思想體系。漢字源於中國，在古代是東亞通用的文書載體，深刻形塑了區域的思維方式。儒家思想，尤以仁、義、禮為核心，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奠定中國人的思想格局，並經由典籍傳播域外。在中國晉代，百濟將當地刻印的《論語》東傳至日本，從此孔子學說持久地浸潤日本文化。江戶時代日本儒學門派林立，興旺一時，朱子學、陽明學、敬義派、古注派等等，淮橘為枳，雖有本土化發展，其思想淵源無疑是共通的。儒家思想對中日韓三國的政治、社會、道德規範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東亞文明的共同基石。日本首相官邸懸掛的“解衣”漢字書法是一件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典出《莊子》或《史記》，無論將“解衣般礴”解讀為從容自若，還是將“解衣推食”解讀為施惠他人，都生動體現了漢字及典籍承載的價值觀仍在當代高層場域引發共鳴與思考。

澳門的歷史經驗，則為這種文化共通的可行性提供了翔實注解。澳門是中西文化相遇、碰撞、融合的獨特空間。從地理大發現葡萄牙人東來僦居，到明末耶穌會士以澳門為進入中國的跳板，西方科技伴隨着宗教進入中國內地，利瑪竇成為中西文化交流文明互鑑的代表。“澳門歷史城區”見證了十六、十七世紀以來的中外文明對話。聖保祿學院是遠東最早的西式高等學府，其意義超越澳門，是區域性的公共產品，還為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培養宗教、哲學、語言以至藝術與科學的多元人才。即使江戶幕府厲行禁教，日本信徒仍然遠赴濠江求學，甚至長眠於此。澳門展現了當時罕見的包容性。這種包容避免了在中國內地頻發的教案衝突，使華洋雜處的澳門社會得以相對穩定。

華人文化根深葉茂，是主體，卻能與多元文化共存。大三巴牌坊的命運更是象徵性的隱喻：學院與教堂毀於大火，殘存的教堂前壁卻被澳門人創造性地賦予中國化的名稱與審美意涵——牌坊，從宗教遺跡轉化為世俗的文化地標。鳳凰自焚，浴火重生，煥發出中西合璧的時代光芒，成為和平共處、理性包容，具有文明互鑑價值的國際級典型。澳門證明，立足於尊重，多元文化的包容、共生是可行且富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