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面鏡子在寬慰我”

一

一九七〇年前後，淒風厲雨的歲月。你知道解救我魂靈的是甚麼？是音樂。我居然跟廣州的李漢章先生學習小提琴。有一天，忽然喜從天降，漢章先生着我對付西班牙小提琴家、作曲家薩拉薩蒂（Sarasate，一八四四年至一九〇八年）的《流浪者之歌》（又名《吉普賽之歌》）的多種技術片段，苦攻苦修似乎未及半年，沒曾想竟能把這首被稱為“艱深無比”之作，從頭到尾地演奏出來。這個成功的取得，不僅令漢章先生高興，也令我父親母親和身邊的親友高興。為了作個紀念，我請與我年齡相仿的友人雷凱年兄，用一台現在認為過時，當時卻難得的，可以拍攝三十六張照片的相機，為我拍攝一組拉小提琴的照片，就在我所住的石岐孫文中路一百二十四號的窄窄客廳裡。菲林是拿到專業攝影店冲洗的，照片則是在我家樓梯底的臨時暗房裡曬出。

我把選出來的照片，一張張地安放在大相本裡。我想請我父親為照片分別題兩行小字。其時，父親正處逆境，精神和肉體都在受着大磨折大摧殘！因為字體要小，我擔心他辛苦，但他很快就先寫下了第一行“一九七〇年四月，練習Sarasate的‘zigeunerweisen’一組照片，均凱年兄所攝”。另外一張十二寸的大照片，是我特別喜歡的。寫些甚麼好呢？苦思冥想之後，我終於在父親的死裡逃生的藏書中，找到《普希金抒情詩集》，最後選定了普希金於一八二七年寫的《致基普連斯基》中的兩句詩。父親聽後沒說同意又沒說不同意。二話不說、毫不費力地為我又寫了一行小字“‘我就像在鏡子裡面看見我自己，不過，這面鏡子在寬慰我。’——一九七〇年四月題凱年兄照的相”。我沒有對父親說，我為甚麼要選這兩句詩。但我相信，父子倆之間是無須解釋的，才華過人的父親是一定明白的。

我知道，生於一七八三年、卒於一八三六年的基普連斯基是俄國的一位畫家。就在一八二七年，基普連斯基為普希金畫了一幅相當不錯的肖像畫。為了表示對基普連斯基的感謝，普希金很快就為基普連斯基寫了這首詩。而我選擇普希金的《致基普連斯基》，也是為了借此對凱年兄為我拍攝的，那樣令我歡喜的照片而表示感謝。我不勝羞愧地自比為普希金，而把凱年兄比作基普連斯基了。但最重要的是——你看照片，拿着小提琴的我，孤獨地坐在椅子上，眼睛所流露的，雖然有着對美好的渴望，但是分明帶着一種淡淡的哀怨在！所以，我以為，這張照片實在太符合我當時的心境了，另一方面，我試圖以追求小提琴來沖淡我的傷悲；一方面，是我仍然掙脫不了現實生活，對我更有對我家庭的羈絆。

二

一九七〇年四月以後過了五十五年而到了二〇二五年四月了，為我拍攝照片的凱年兄，早就已移民到加拿大了。而可親可敬的父親，在為我題字後只活了一年多些，就悲慘地離開這個人世間。但父親的兩行題字，仍然清晰可辨地在我那本已經破破爛爛的、照片也已七零八落的大相本裡。確鑿無疑的是，我會永遠保留着它。因為，凱年兄所拍攝的照片，父親所題的普希金的詩句，至今仍然在給我寬慰。

三

二〇二四年四月初，我指揮樂力合唱團為江秀娟姐姐、為江秀娟已在天上的母親，唱了作曲家黃友棣先生的《杜鵑花》後，秀娟做了一個題為《抗戰歌曲〈杜鵑花〉——溫暖着母親的最後時光》的小視頻，小視頻裡竟有我父親為我題普希金詩句的那張老照片。好多位友人看了，都分別把照片從視頻裡截圖發來給我，這才引起我又一次想拿出有父親題字的那本大相本出來看看。睹物思人，分外傷感又分外親切。

接着，我在父親藏書中找到三本《普希金抒情詩集》，卻有兩本沒見有《致基普連斯基》一詩的；餘一本是有的，卻並非我所選用的譯本。五十五年了，也許是借失了。我一心認定是查良錚的譯本，於是即到博雅書店去找，卻只見到有高莽所譯的普希金的詩集，裡邊雖有《致基普連斯基》，卻也不是我所想見到的譯筆。博雅書店的阿宜姐姐，為我到倉庫裡尋出《普希金抒情詩集》的多種譯本，其一譯者為穆旦。天啊！穆旦不就是查良錚！趕緊請阿宜姐姐為我留着，並請正與我一起茶敘的永嫦趕快前去為我買回，怎知到手後仍沒見有《致基普連斯基》，很失望了！剛好女兒婕婕也一起茶敘，她當即聯繫售賣舊書的客服，竟有查良錚譯的《普希金抒情詩集》、《普希金抒情詩二集》，一看封面，我就認為乃在此套無疑！真乃兵貴神速！第二天傍晚便收到了，胸有成竹地拆開包裝，竟然也沒有《致基普連斯基》。次日，我仍不甘心，請婕婕再請教客服，客服又提供了同是查良錚譯的《普希金抒情詩一集》，和封面顏色不一樣的《普希金抒情詩集》。一不做二不休，我着婕婕再買下來給我。又一天，快遞就是快遞，後兩本又在我的手上了，卻令我再次六神無主。如今，我已有共九冊《普希金抒情詩集》，就是沒能找到，我父親當年為我的照片題字的“我就像在鏡子裡面看見我自己，不過，這面鏡子在寬慰我”的那一集。

陳 　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