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疫時代”的《演藝評論選》（外地作者卷）

在新冠疫情期間編輯這次《評論選》，百感交集。

尤其當二○二○年二月至六月期間，官方場館關閉，大部分演出延期的延期，取消的取消，而幾乎只能依附演出而出現的“演藝評論”到底能有多少？況且在城市與城市之間無法如常進出的當下，劇評人無法直達澳門觀演，這部“外地作者卷”又如何反映這個時代的劇場面貌？

也許因為各地疫情反覆，作者們都忙於應對“新常態”下的各種轉變，於是徵集的過程，明顯不及過往那麼順暢，幸好得到“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和“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的大力協助及轉達訊息，編輯工作才能夠事半功倍，先在這裡感謝上述兩個單位。

回到“外地作者卷”的文章上。因着澳門藝術節、澳門城市藝穗節及澳門基金會“市民專場”都設有評論計劃的關係，除卻“疫情”因素，外地劇評人對澳門劇場演出的書寫是有增無減的，可是《評論選》的篇幅畢竟有限，要在這麼大量的評論文章中作選擇，必須定下一些可測量原則。入選的文章必須符合以下全部或大部分條件：一、文章達到一定寫作水平；二、反映澳門近年劇場創作及發展趨勢；三、觀點的獨特性。

儘管“評論”作為一種受眾的書寫，然而在劇場史的角度而言，也是一種“接受史”，是一地劇場書寫不可或缺的部分。於是，我們可以在這三十五篇評論文章中，看到澳門劇場在過去三年間與各地華文劇場進行合製節目中的各種嘗試與實踐；也看到不少澳門劇場創作在外地上演，而不同文化背景的評論人用怎樣的角度去觀看、想像澳門的劇場；另外，“參與式劇場”、“沉浸式劇場”於澳門興起後，它如何與本地文化、歷史、社群進行磨合，在這個過程中，劇場創作人又面對着怎樣的難題，作出了怎樣的應變。

疫情時期，各地劇場都在討論、實踐着劇場與網際網絡之間的關係，有人積極實驗，有人堅決捍衛劇場的“現場性”。不管如何，各地劇場人、策劃者與評論人之間的交流，已無法繞過“在線”這一關，即如這次選入的評論文章，其發表的媒介也反映着這個必然趨勢。

莫兆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