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路上的詩和小說

十一年前，北京詩人顏峻和台灣詩人夏宇，這兩個最具創意的詩歌搗蛋鬼，做了一個出版藝術品：《現在詩》小字報。這份詩刊沒有紙面載體，參與詩人們的十多首詩被製作成自動油墨印章，任由詩人把自己的詩蓋印在任何載體上。在香港Kubrick書店我們的首發式上，顏峻就買來一包切片吐司麵包，把我們的詩印在麵包片上，煽動讀者和我們一起吃下去，吃詩。

這雖然比不上多啦A夢的“記憶吐司”那麼厲害，把課本內容印上去吃下就能記住，但我們這個發明的詩意在於，詩可以遍地開花無處不在，無論是大眾默認最沒有詩意的東西，還是最神聖不可褻瀆的地方——比如說我選擇的詩歌載體，是那年我重訪的莎士比亞書店——門口的雨水排水管上。

法國的超現實主義詩人認為，詩意就是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在縫紉機上相遇。我蓋印的那首詩叫《春天的現實主義勞動者》，大致是這樣的：

想起來好像是多麼遙遠的事，

整個春天我們都在黑暗的田野上揮動

捕蝶網，在黑暗的風中。黑暗一縷縷

流過網眼，雖然濃稠但還是落空。

夜深時我們遇見那個人稱“蜻螟老”的老人，

他給我們講了許多故事……

這樣一首古怪的中文詩，估計沒有幾個莎士比亞書店的讀者能夠看懂，但它跟巴黎的雨水相遇了，在莎士比亞書店的門廊前，產生了不一樣的意義。十九世紀打濕波德萊爾的雨水、二十世紀打濕巴列霍的雨水，也打濕過我的眼睛。直到這首詩的環保油墨，漸漸在巴黎的風塵中褪色消隱，就是我驀然想起巴黎的時候。

除了詩，還有小說。我在青海湖公路上寫過一篇超級微型小說——或者說做過一個沒有結局的行為藝術。那年我們心血來潮坐車去西寧，住在一個我生平住過最差的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三人直奔青海湖，投入大塊如地上鑿開的青天一樣的巨湖、濃郁如黃金流瀉遍地的油菜花田裡面，路上只有遊方的僧人和養蜂人——我們錯過了回程的班車，於是打算一路走回西寧，漸漸走到天黑，一路的車都不肯也不敢停下來給三個大男人搭個便車。

在天幾乎完全黑暗之前那個“逢魔時刻”，我在一柱路標旁邊蹲下，用油性筆在其根部寫了一段話：“救命，我們走了七日七夜，水和力氣都耗盡了，如果你們見到我們的骸骨，請把它帶回蘭州，磨成粉做成沙漏吧……”當然這是開玩笑的，我暗示了一個世界末日之後的場景。不過，我始終牽掛的是：這十多年來，有沒有另一些流浪的朋友看見它？會不會覺得是另一個時空的人鬼打牆穿越在此了？

與其說這是我給旅行留下的印記，倒不如說這是我給這循規蹈矩的世界製造的小Bug，我們在一剎那看見這個裂縫，也許會一恍惚懷疑到底哪個世界才是真實，哪個才是虛構的？

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