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之歌

關於有孩子自殺這件事，我總會想起大學某年修讀的一門課——從醫學看生死。授課教授是被敬稱為“台灣安寧療護之母”的趙可式醫生，她常要我們看／聽清楚死去的人，因為這些死者都是老師，他們用生命去教我們怎麼好好活着，無論是癌症病人，或是自殺離世的年輕人。

記得有一堂課，趙可式教授跟我們談了自殺者的善後、事發的當下、急救的過程，但更多是未曾被記載於事件之中的細節：父母親和師長，如何發現到孩子即將結束生命的跡象，但當事人從決定到死亡的時間（往往）快到無法補救。以及爾後，死者所屬科系的教師們，怎麼前往醫學院尋求生命課程進行半年（甚至更長）的協助，讓死亡現場的直接與間接參與者，有更多空間去談這件事，無論是死者的生前種種，或是目睹當下眾人的驚恐、參與急救的同窗不斷經歷的噩夢……

一個小孩跳樓死去之後，大家以為的“補救工作”會是什麼呢？有的人把重點放好放滿，認為“再加強”年輕人的抗壓力，就能避免同類事件，但為了活得更好、更完美，因而遍體鱗傷的人，是不是也更多、更難受了呢？有人歇斯底里，怒罵死者自私與不勇敢，但我們怎麼知道這孩子是不是比任何人都勇敢，所以承受過更多了呢？躲進被責備，甚至是噤聲、無法討論死亡的洞穴裡，有人在失語、有人決定不再相信愛。

活着的人很困難，但不是相較於死去的人，痛苦怎麼可以量化，怎麼可能去比較誰多誰少？活下去的人其實不需要“生命導師”，因為亡逝的人就是老師，他留下的生命訊息太多太多，我們只需要一個開啓對話的“主持”，可以傾訴、可以回憶，我們才能好好活下去。

而改變會在未來，噩夢則被安放在過去。

川井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