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辯證與理性傾聽外僱退場的聲音

澳門回歸後背靠祖國經濟飛速發展，其過程中實現了全民就業以後，本地勞動人口數量和有些技術類人才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於是引進外僱。外僱也因此被一些本地僱員、社團及議員等有不同需求的朋友們，在不同時期經常性要求“退場”作為議題，依據就是“外地僱員是本地僱員就業不足的補充”這個說法。本文希望圍繞這個方面做點淺談。

經濟發展離不開外地僱員

外僱，就是外籍勞工，在澳門稱為外地僱員，簡稱外僱。綜合一些數據分析，現在全世界大約有3,000萬名外勞。其中，澳門這幾年大約有18至20萬名外僱，佔澳門總就業人口的四至五成，高於新加坡、日本和香港外勞所佔本地就業人數的比例，可以說是全世界外僱最多的地區之一。這種“第一”，如同新加坡、日本和香港一樣，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是一個富裕國家和地區共有的標配特徵。

今年以來，世界各地的共同行動在防控治疫情之外，共同特點就是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是一個帶有常識和哲理性的漢語成語。毫無疑問，在全球性相同的經濟下滑、失業上升的“覆巢”大背景下，澳門不可能成為不受影響的“就業”例外。

值得慶幸的是，澳門特區政府在防控疫情和推出的穩經濟、保就業、顧民生的各項措施果斷、前瞻、有力、有效，不但防控疫情迄今為止做到了全球各個地方政府中最好，穩本地中小企經營、保就業、不讓市民生活質素下降方面，同樣有目共睹，措施出類拔萃！

就是這種良好狀態和標配，從過去到現在，有人卻用各種理由，經常性地把本地僱員和外地僱員對立起來，用作同政府講數的籌碼。過程中，有些社團和議員經常製造話題，在對澳門發展離不開外僱這一基本事實避而不談的前提下，一味的予政府施壓要求削減外勞。當失業統計數據略有升幅，但依然好於香港、台灣、日本、韓國和美國，與新加坡相同，全民就業格局沒有大改變的前提下，要求炒外僱的聲音又有點開始升調。

全世界罕有的政府幫助和增加福利

眾所周知，本屆特區政府剛上任不久，賭場根據防疫需要執行政府命令停止運營，但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體內，就甘願承擔某些風險公開呼籲博企要履行社會責任，不要炒員工要給員工放有薪假，博企承受蔶收益壓力一直配合政府。

面對其他一些沒有博企那樣經濟實力的中小微企，政府及時快速，且精準的投放出500多億元穩經濟保就業惠民生資金，同樣不但把中小微的倒閉風險降到了最低，把新增的失業者通過政府推出的有薪培訓給予轉崗，每一個澳門人提前拿到的一萬元現金分享，以及兩期共8,000元消費卡，保住了市民生活原有質素不下降。

由此說來，在澳門每一個人享受蔶全世界罕有的政府幫助和政府福利，失業率很低的狀態下，對於要求政府炒外僱的聲音，是否應該以實際需要為依據，辯證和理性的傾聽？

尚屬全民就業

統計數據顯示：澳門第二季總體失業率2.5%，本地居民失業率3.5%，按季分別升0.4及0.6個百分點。但總就業人數按季增加4,500人，就業居民則減少900人。按行業統計，建築業4.10萬就業人數增加4,500人。

全民就業定義，在經濟學界理解不同有待完善，最初推出英國戰後福利社會構想的威廉·貝弗里奇爵士當時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失業率低於3%，就應可被認為實現了全民就業。也有其他一些經濟學人認為，只要失業率浮動在5%到6%上下，那麼，就可認為是全民就業。

澳門本地人就業事實是，在政府政策幫助下其就業數字和澳門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澳門人只要想工作，找份工作是冇問題的”基本相符。

外僱補充不足說法是否不夠精準？

經濟發展和人力資源的關係，從某些層面來說帶有相互依賴和遞進式的關係，經濟越發達，對人力資源的需求數量就會越大，質量越高，當這種需求出現脫節的時候，人力就會成為制約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的不利因素。

引進外僱要有長遠與系統的規劃，要有設計標準和指引，其核心應該是按需引入。假設把外僱單純的當作本地人就業不足的補充作為核心，那麼引入外僱就必然帶有偏離發展需求，帶有隨意性、失信性，影響高素質的人才型外僱引入。

某餐館何老闆說，消費卡使餐館生意好轉，委託朋友到勞工局遞申請希望再增加兩個外僱名額，朋友說現階段社會上有人要求政府裁減外僱，首先幫本地人就業，因為都說外僱是本地人就業不足的補充，應該很難獲批。

何老闆說，店裡有四名外僱，若按這說法，失業率提升的時候要餐館炒兩人，那本地人有願意來餐館就業的嗎？如果請不到本地人，餐館的服務質量和服務時間只能雙降，結果係唔係市民外出就餐要受影響，大處說係唔係影響民生？

筆者認為，像有些大型機械操作、維護，高新技術領域人才更是如此。因此，“外地僱員是本地僱員就業不足的補充”這個說法，不管是否存在不夠精準的問題，可否做點深化研究論證呢？

伍 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