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完善國家安全維護制度

香港作為世界罕有的高度自由的地區，不論從政治經濟上都享有最高程度的自治，吸引着眾多外資至香港投資設置辦事處。自去年香港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條例》及《刑事互助條例》，由於修例過程過於倉卒，且政府對公眾諮詢不足，引致社會的大規模示威。但持續至今的示威已失去當初香港市民理性表達訴求的原意，甚至出現企圖借示威為名，實質為惡劣的恐怖主義行為，破壞香港的社會治安。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就香港的社會混亂於“兩會”內提議法案，《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以填補香港多年在國家安全上的漏洞。該法律的籌備及起源可追溯至二○○三年基本法第23條“防止國家分裂的條例”無法正式立法，導致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卻沒有一套保障國家安全的條例。“港區國安法”立法的作用主要是中央表達對香港的立場：香港根據國家憲法及基本法原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對香港有不可動搖的主權。

國家安全的法律並不是只在中國存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有保障自己領地主權穩定的責任。作為世界民主典範的美國，對於國家安全法的看法，從二戰後海軍中將James Forrestel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參議院的發言：“國家安全不只是考慮陸軍與海軍的問題，我們要將潛在的戰爭、礦產、工業、人力資源、研究和所有涉及國民日常生活的行為都要考慮。”另外，作為西方現代民主國家起源的英國，二○一○年時任首相卡梅倫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以最高等級的官員出任委員會成員，以整合監督如外交、國防、國內事務、能源及國際發展部，以及軍隊所有涉及國家安全的實體應對面臨的危機。

作為標榜世界民主模範的英美兩國亦有各自預防國家安全的措施及組織，國家安全的預防作為維護國家主權的基礎有必要組成，中央對香港亦需肩負相對應維護主權尊嚴的立法行動。這次的立法只不過是一次表達中央政府對香港態度的行動，“港區國安法”通過的條文內容並沒有針對到香港居民的日常及抵觸香港基本法的條文內容。全國人大審議此法的大前提基礎是根據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審議並將該法放在附件三的法律準則是根據第十八條第三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假如香港陷入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因此“港區國安法”的作用主要為警告企圖撕裂香港的暴動分子，停止繼續以破壞社會安寧作政治籌碼威脅並嘗試動搖特區政府的權威，從而體現中央對香港的主權維護。

有些聲音認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將損害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作為聯繫中外雙方的重要中轉城市，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及形象並不如反對者口中般脆弱，損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形象的關鍵在於社會政治局勢的不穩，中央此次立法並沒有影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港區國安法”是完善基本法的內容，避免居心不良的動亂分子繼續禍害香港。香港自二○一四年“反國教”的示威及二○一六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就任總統後，少數人士的示威模式已傾向“民粹式”的衝突，民族尊嚴或民族意識的覺醒均一定程度減低全球化的步伐。在國家安全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所有國家均須認真思考如何維護領土內的安全，免受外來勢力的影響，從而造成分離主義的興起。

故此，中央應借“港區國安法”的制定，假設將來在香港真的出現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時，此類案件的審判法官必須由中國籍的香港法官擔任，以體現“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由中國香港人審議牽涉到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堅定維護國家主權的尊嚴。總的來說，“港區國安法”對於中央及香港來說就像“潘多拉盒子”的存在，該法於中央及香港政府來說是用作威懾試圖借助外來勢力分裂香港社會的行為和活動，讓該類分裂活動在香港獲得非實質軍事行動上的壓制。

沒有一個國家希望其領土上出現安全漏洞，亦沒有一個國家能無限制地縱容分裂的暴力行為。香港反對派卻對此妖魔化，將“港區國安法”描述成剝奪香港言論自由的“惡法”。“港區國安法”是在基本法第23條無法順利在香港立法下的產物，此法中央也不樂意在香港會真正運用起來，只是用作完善國家對香港的主權，只要香港相關的暴力和不合理的要求不再發生。反而將來真的使用上“港區國安法”，上述“潘多拉效果”便會失效，對中央也是得不償失的結果。

林榮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