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對須文蔚啊啊

啊啊，不是烏鴉叫，是須文蔚不斷給我驚奇時，我能回應的狀聲詞。

最早，須文蔚以青年詩人、學者崛起文壇，而且慧眼獨具，一九九○年代網絡渾沌未明之際，投入研究，成為極少數能夠系統化網絡知識與經濟的學者。當時我擔任《幼獅文藝》主編，欣慰他能繁忙之際，撰寫專欄，讓紙本與數位在知識上連結。

他與一夥志同道合朋友，受楊牧感召，不辭遠途，東旅東華大學擔任教職，作育學子。多年後，朋友多北流，剩下極少數學者堅守，須文蔚即為其一。他當了文學院院長、數位中心主任等，對學校與教育貢獻良多，被聘為“特聘教授”。非學院中人，對職稱霧裡看花，只能不斷地“啊啊”，他且身兼宜蘭花蓮數位機會中心輔導團主任、教育部普及偏鄉數位應用計劃推動團隊主持人，以及非得厚實底子方能勝任的智庫職務。

兩兩比對，為自己汗顏，認識須須數十年（須須，須文蔚暱稱），我在一個文學雜誌打滾，主編進、主編退，十七年來加薪沒幾兩，人家須須已從《文訊》雜誌認證的青年才俊，成為大教授，不免吁噓吳齒徒長。《文訊》曾於二十一世紀末召集專家學者九人，遴選三十五歲以下作家或學者，在短暫經辦的幾屆裡，須文蔚、許悔之、王家祥等獲獎。最後一屆九位評審各有堅持，沒有人票數過半，以“從缺”為青年文學五四文藝獎章寫下句點，說明以上得獎者在百般挑剔中，依然有內功護體，當時須須的網絡文學灌溉，已卓然有成。

多年來，看待須須，又近又遠，致使聯繫上、以及寫這一篇短文都唯恐冒犯。但須、吳兩家，着實交織多，不僅我與須文蔚、而是兩家小朋友常玩在一塊，作家參訪花東、日月潭、桐花祭等皆然。一次檢索檔案，看到須須立我兒子身後，雙掌擠壓吳家小帥臉頰，變成怪老頭。有一回年底，須須半夜忽然傳訊，不知哪裡找到兩張照片，兒子約莫三四歲，着紅色套頭外套，表情憂鬱直視前方，須須記得清楚，那在二○○一年、台東文藝營，兩家小孩玩得黏膩。

孩子長大課業為上，活動難以攜家帶眷，大人們跟着長大了，須須就在我的“啊啊”聲中變成文學重鎮。輕或重，自個兒說的都不算，我曾於多種文學獎比賽，看到參賽作品直抒感謝須文蔚，以及沒記清楚的幾則得獎感言中，須須都名列。名列，意味那是文字工作者曾經停泊的港，我沒有因為吃味，凡提到須須的一律汰選，倒在胸口放一座海，聽潮汐怎麼把須須琢磨了。

一年春天，我在報紙讀到須須所寫〈以故事交換故事〉，以第二人稱“你”，寫給已為人師的學生。老師在課堂談自己思親，鼓勵同學上台說，交換的迴響是累積，該篇不見須須寫詩的理性、沒有作論的犀利，侃侃而書如手術刀，劃開表象底下，一個班與社會可能的實際。這讓人熱血。正是熱上心頭了，我才好啊啊學烏鴉，高攀須文蔚。

對於須須，還有一個畫面記憶始終深切，那在福州鄭愁予房間，詩人外出買酒為夜談助興，進房時額頭沁汗，須須屈腿安坐時，與下午論文發表會完全不一樣。我再度看見青年須文蔚，喝酒、聆聽，聽鄭愁予、龔鵬程談文說藝。須須大男孩似的，目仁還跟年輕時一樣大。又隔幾年，我應邀東華演講，須須作陪，他不知曉我幾回打量他，都為了看詩，在他眼裡的進化。

吳鈞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