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重演？

二○一八年，華爾街股市在中美貿易拉鋸戰的硝煙中，曾從十月初的高峰跌到聖誕節前的二千七百多點，跌幅達近百分之二十，投行認為這是市場對美國經濟放緩的擔憂所致。去年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稱“道指”）高歌猛進，漲幅幾乎達百分之二十五，今年一月中更創歷史新高，似乎瞬間就會跨越三萬點，金融市場的亢奮不無理由。

首先，中美貿易拉鋸戰終於有了好消息，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國副總理劉鶴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表面上特朗普贏得面子，中國則贏得寶貴時間，暫時減低美國加關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第二，美聯儲在二○一六年開始，非常緩慢地把聯邦基金利率正常化，但去年美國在失業率屢創新低的情況下依然減息。第三，自二○○八年華爾街金融風暴後，歐美央行並沒有修復其資產負債表，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非常充足甚至氾濫。且還有一個推動道指上漲的強力引擎：今年底美國總統大選。怪不得叱吒風雲的對沖基金橋水(Bridgewater Associat-

es) 去年底對美國股市十分樂觀。

農曆年前武漢封城，並沒有影響道指挑戰新高，直至疫情在意大利爆發，道指才出現大量賣盤，成交量激增，廿二天就下跌三成，其速度之快，在美國股市從未有過。即使以一周跌幅來看，也只僅次於“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和十年前的華爾街金融風暴。這次暴跌來勢洶洶有其深層原因，十年前華爾街金融風暴起因是次貸危機，但經過美聯儲十年來的寬鬆貨幣政策，美國的銀行已恢復元氣，金融業的管治也更加到位，華爾街投行的資產負債表相當穩健。這次道指急挫崩盤，實質上與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市大崩盤更加相似。

上世紀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經濟快速發展，GDP倍增，一九二○到一九二九年的十年被稱為“咆哮年代”。其經濟繁榮有賴對新興產業的強勁投資，產能擴張也壓抑了物價通脹。在寬鬆的貨幣政策下，華爾街股市投機熾熱。當今中國的投資熱及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正是推動道指十一年牛市的原因，可媲美上世紀的“咆哮年代”。在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市高峰時，耶魯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費雪(Irving Fish-

er)揚言：“股價已登上它永恆的高原。”那時剛上任的美國總統胡佛也鼓勵亢奮的美國人說：“我對國家的未來沒有擔憂，美國的未來充滿希望。”這和特朗普的樂觀何其相似。其實今年初道指的 Shiller市盈率幾乎是三十，已經到了高處不勝寒的地步。這和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市又何其相似。另外“巴菲特指標”，也就是說美股總市值和GDP的比例，已經達到一百四十，遠比警界點一百二十為高，這也說明了為何巴菲特的投資公司手頭上持有一百多億美元現金。綜上所述，似乎我們正在重新經歷當時的情景。

然而，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認為找到了華爾街股市大崩盤的神藥，那就是量化寬鬆。他曾經用這個方法，成功把美國經濟從二○○八年華爾街金融風暴中復甦過來，更造就這次長達十一年的牛市。伯南克認為上世紀長達十年的經濟大蕭條，是貨幣供應緊縮所引起，今天美聯儲主席鮑偉爾蕭規曹隨，在二月份華爾街股市的崩盤中，果斷迅速地採行無限期的量化寬鬆政策。是否因為美國經濟情勢已危急到爆炸的臨界點，而亂世用重典？這不得而知。當日道指大幅下跌，翌日卻能大幅反彈，而一九二九年時，道指在黑色星期四市值急挫一半後回升三分之一，想不到反彈後江河日下，直至一九五六年才收復失地。美聯儲的無限量寬鬆政策，與兩院剛通過的兩萬億美元紓困方案雙管齊下，美國是否能夠戰勝這次大崩盤？還是歷史會重演？

陳增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