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資訊越多，我們越接近真相？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從前，人們若要形容某人見識廣博、學富五車，多半會說出這句話以作稱許，但隨着互聯網技術的興起和普及，加上智能電話的全面應用，幾乎人人都能讀到全球各地的資訊，要知天下事，也真的不必出門，只需要一機在手。

誠然，現今社會，資訊已然到達氾濫的程度，加上高度的全球化，以及各種各樣自媒體的誕生，的確會令人萌生錯覺，一種認為我們已經能看遍全世界，比前人更接近真相的錯覺。之所以是錯覺而不是事實，在於這想法中隱含的兩大前設：資訊的真確性和全面性。

既不真確也不全面

與前人相比，我們確實擁有更多接觸不同資訊的機會與渠道，獲取各式資訊所要付出的成本（不論金錢抑或時間）亦大大降低；只是看得多，不等於我們看的都是真實而準確的資訊，更不代表我們看到的資訊就是真相的全部。

假如要談資訊的真確，我們就不得不認識“後真相”一詞。

二○一六年，《牛津英語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選為詞彙榜首，以此標誌着我們已步入“後真相年代”。所謂“後真相”，意指“在形成民意的過程中，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比客觀事實更重要”，最終令客觀事實被個人立場所掩蓋，即使真相一而再的被公開和驗證，不少人仍堅信立場多於事實。

然而，這一詞語其實不是新近產物，若要追溯其源起，估計就是出自塞爾維亞籍美裔劇作家Steve Tesich在一九九二年於《國族》雜誌發表的文章，以表達“真相是次要”之意； 只是在此概念被提出後的二十多年間，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令生產資訊的邊際成本接近零，媒體亦因為面對極大的經營壓力而往“標題黨”、“煽色腥”的方向走去，加上人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平台，由以往的資訊接收者變為資訊生產者、自媒體，既無需接受專業訓練，亦沒有操守指引，令資訊生產漸趨非專業化。正因如此，網絡資訊、社交平台上的內容雖然以秒速誕生，數量驚人，但質素卻不一定有所保證，更遑論真確性。

再者，就算不考慮資訊的真確性，網絡資訊的全面性亦有待商榷。社交媒體的興起，大大改變了民眾的閱讀習慣，而為了迎合這群陣容越見強大的讀者，網絡資訊的製作亦變得輕巧化、碎片化，讀者根本無從得知事情全貌；同時，在大數據的配合下，社交平台和搜尋引擎比以往更能掌握消費者的喜好和口味，能藉着演算法將相關、相近的資訊推送到我們眼前，結果，大家看得不少，卻只是看着與自己立場和想法一致的資訊，猶如走進了一個“迴音壁”。

流言的幫兇

換言之，今時今日的我們雖然看得比前人多和廣，卻不代表我們能更接近真相。

然而，或會有人認為，就算我們無法受益於網絡科技的發展而比以往更接近真相，那極其量只是“美中不足”，不見得是壞事。但事實卻是，假如我們不認清自己與真相的距離，在網絡科技的便利下，我們或許成了流言的幫兇而不自知。

日本傳播學者松田美佐在其作品《流言效應：沒有謠言、八卦、小道消息，我們不會有朋友、人脈，甚至活不下去》中，將流言定義為：人與人之間口頭傳播的資訊；而將這個定義放置於網絡年代去理解，那些我們在社交平台上發佈的貼文、在通訊軟件裡傳送的文字、圖片和語音訊息，亦理應可納入其中，所以，一旦我們將未經證實、片面的資訊視之為全部真相，在“人人皆是自媒體”的今天，影響範圍絕對比我們想像的來得大，禍害也是極為深遠。

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縱使流言在網絡科技加持下，殺傷力比以往來得大，卻不是人人都有“把關”的自覺，這一來固然是由於我們都下意識地將網絡中的資訊看成真相，掉以輕心；二來則覺得自己與傳播流言來加害別人的壞人有一段距離，不過，松田美佐在書中明確指出，傳播流言的並不一定是居心不良的壞分子，反而抱着“消息不一定正確，但以防萬一，還是先轉發出去”心態的好人，可能才是大多數。

縱使情況看似絕望，但要在資訊海洋中站穩腳步，甚至成為別人的指路明燈，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因為松田教授在書中指出，流言的傳播亦有其根據和條件，具體就可以歸納成公式：R~i×a，即是流言的強度或散佈量(R)，和對當事者造成問題的重要程度(i)，及該話題的證據的模糊程度(a)成正比。換言之，假如資訊不太重要或足夠翔實的話，根本不會成為流言，而關鍵，就在於我們能否行前一步，做好求證和核實工作，令資訊由虛虛實實變成足夠翔實，杜絕其繼續誤傳的可能。

網絡科技就如一把雙面刃，它既給予我們接觸海量資訊的可能，也為我們帶來以假資訊、流言來摧毀信任機制的危機。然而，就算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去接近真相，但在背道而馳與守住陣地之間，大家還是可以抱持批判思維，事事求證、查核，當個負責任的傳播者——這身份看似與我們很遙遠，但其實每日拿着手中電話在傳微信語音訊息、發佈心情貼文的你和我，早已不能在這場資訊科技的大棋局中輕易抽身。

高 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