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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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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時間疊壓的城市:社會組織 歷史街巷與長期主義

被時間疊壓的城市:社會組織 歷史街巷與長期主義

今天我們討論澳門,把四百餘年中西交匯、漁港與商港、殖民管治與回歸、博彩的光怪陸離與歷史老城疊壓組合在同一城市中。當一座城市在長周期裡較少被戰爭與劇烈政治運動打斷,當它的街巷、信仰、行業與鄰里都以組織化方式自我維持,城市便能把“管理”做成“

共治”,把“穩定”做成“可持續”,把“老格局”做成“新生產力”,一切都展示了“長期主義”的魅力。

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澳門連接珠江口、南洋、印度、日本與歐洲,既走絲綢瓷器,也傳天文曆法、宗教與法律;既建教堂、炮台、議事廳,也修媽祖閣、哪吒廟與宗祠。不同於許多後來被戰火重塑、又被現代化重構的中國城市,澳門的相對幸運在於:沒有經歷大規模戰爭對老城的系統破壞,也沒有在現代中國歷次劇烈政治運動中把原有社區網絡摧毀。雖然澳門一直都存在反抗殖民管治、社會抗爭、經濟起伏,但整體而言,這個城市從來沒有經歷過清零重啟。

澳門歷史城區二〇〇五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核心包括二十二座歷史建築、八個廣場前地,東起東望洋、西至內港、南到媽閣、北接白鴿巢,約一點二三平方公里。大三巴與哪吒廟相鄰,玫瑰聖母堂與崗頂劇院相望,鄭家大屋與基督教墳場、東望洋燈塔、議事亭前地共同構成城市“博物館”。除了那些珍貴的建築,更有中西信仰、行政、居住、航運、教育等同處一城。澳門沒有走遷走原住民、做成景區的路線,把文物評定、緩衝帶、景觀視廊、公眾參評寫進法律。舊區重整設諮詢委員會,政府、企業、居民共同介入。不靠大規模拆遷更新城市,而靠微更新,保留原住民原有格局、菜場、節慶、旅遊共同使用的日常空間。這對今天中國城市避免“千城一面”很有參照價值。老城區意義一定不是來自重建仿古,而來自過去生活的繼續。

如果歷史城區是骨架,社會團體就是軟組織,澳門常被稱作“社團社會”。回歸前澳葡對華人社群長期間接管治,華人遂以同鄉、宗親、行業、慈善、教育、宗教補公共服務之缺。鏡湖、同善堂辦醫辦濟,中華總商會協調工商業、婦女聯合會、中華教育會、街坊總會分別覆蓋勞工、家庭、學校與鄰里;教會、廟宇、同鄉會、各種社團則把信仰與族群利益組織化。澳門臨近回歸時約一千七百多個社團,二〇二四年底達到了一點二萬個,涵蓋工商、金融、勞工、專業、社會服務、文化、教育、體育等等,平均幾十人到百人即有一社團。澳門的公共領域不是哈貝馬斯意義上僅圍繞報刊、沙龍、議會辯論展開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而是把“結社”下沉到街坊社區,包括托兒、安老、失業、祭祀、賽會、行業培訓、街區衛生與立法諮詢。公共性不只在言論,也在服務;不只在利益表達,也在利益實現。

社會的問題交給社會處理,用鄰里中心和宗教、同鄉情感做載體,成本更低,接受度更高。從鄰里糾紛、清潔、老人照顧到幼稚園、青年心理,建立全澳服務網。它們有代表進入立法會、行政會,也進環保、醫療、交通、社工等諮詢委員會;政府出政策前,通過街坊總會把居民意見回傳政府。多元族群、不同行業、新舊移民、博彩與非博彩就業群體,利益訴求區別不小,社團把個體的困難轉成可協商議題,如租金、交通、養老、托幼、職業病、青年就業等,先由街坊會、工會、同業會等過濾歸納,再進政府諮詢渠道。因此,其實澳門的社團就是城市經濟的“隱形基礎設施”。

澳門自明清起就是“走出去”和“引進來”的中西方交流的橋樑。西方的知識、技術、宗教經此入華,中國商品與傳統文化也經此出海。澳門把中華文明主流性與多邊文明共存放在同一街區,能讓教堂與媽閣、葡餐與粵菜共存。這正對接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定位。現在推行的中葡文化藝術節、與葡語國家常規交流機制,使澳門不僅是旅遊城市,也是語言、法律、經貿、教育的中介。澳門社團裡的歸僑、土生葡人、企業家、律師、教師構成民間外交網絡,對中國與全球南方、與歐洲中小語種國家溝通而言,這種網絡比單純政府渠道更靈活、更可持續。

澳門提供了一個城市治理的樣本。歷史建築受法律與緩衝帶保護,居民可參與規劃諮詢;社會事務由社團分流,政府不包攬;多元信仰不強行同化,可以錯位共生。它證明現代化不一定要拋棄過去,一個城市若能把差異常態化、把組織常態化、把協商常態化,差異就不是風險,而是資產。從中國看澳門,它讓時間慢慢疊壓——建築與信仰、街巷與人群、宗族與社團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長。從澳門看世界,我們看到文明互鑒不是抽象理念,公共事務可以由政府、社團與居民共同承擔。澳門四百年正是一場長期主義實踐,幾乎沒有被戰爭與激進運動打斷,社會組織持續修補政治制度與城市管理的緊張,於是穩定成為共治的果實而非控制的結果。澳門把公共領域從報刊沙龍延伸進街坊會、工會、慈善堂與廟宇,用社會組織形成社會網絡,使每一類人群、每一種訴求都有表達和協商的通道。這不僅是“一國兩制”下澳人治澳的深層魅力,更說明軟治理不是弱治理,而是更精細、更有人情味的治理。城市管理的更高境界,不是對社會的嚴密控制,而是讓組織繼續生長、讓居民繼續議事、讓老城與新城共生——這是澳門給中國、也給世界提供的獨特答案。

四川大學文科講座教授

王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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