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那個圓

一九八六年，剛大學畢業一年，從澳門出發，先到羅馬，再轉機葡萄牙。那是第一次去歐洲。羅馬機場邊檢官翻護照，問一句“目的”，大家英文磕巴，我心裏只剩一件事：別原機遣返。那時候看歐洲，是仰視的。羅馬交警都配槍，更令人忐忑。我攥緊機票，像攥着一張赦免狀。

四十年後，還是意大利，不過是從加那利直接到米蘭。可這一回，大家行李裏不是日用品、不是方便麵，是《詩經》的節目冊、古琴的備用弦、中英語字幕卡。後台聽見有軌電車叮叮噹噹，忽然莞爾：當年怕被退回去的青年，現在擔心的只是“蒹葭”那句氣口沒唱穩。

這一路像是把前半生重走一遍。波爾圖那場，觀衆跟着 《子衿》打拍子；大加那利那場，觀衆更加熱情，順便找三毛的橄欖樹，石頭屋還在，海還是藍得不講理；找薩拉馬戈的火山灰，才懂他寫“人”的時候，爲什麽總讓石頭先說話。可那些都是中途。真正收口的是米蘭——因爲一九八六年歐洲給我的第一個國家是意大利，二○二六年《詩經》西行最後的一個謝幕，也在意大利。

謝幕時掌聲從後排湧上來，不是禮貌，是認可。認什麽？認三千年前的詩，不經過翻譯也能讓人眼眶熱；認澳門這種地方走出來的人，也會把“來幹什麽”答成“我來唱歌”。更巧妙的是，製作團隊別出心裁，做了一個利瑪竇的AI人，做《詩經》的導賞員。

坐飛機到香港回澳門時，眼簾又浮現阿姆斯特丹機場那句盤問：“What are you doing here?” 當年答不出，現在有了答案：把 《關雎》唱到米蘭，把四十年走成圓，把仰視還成平視，再回家。

澳門是什麽？不是起點站，也不是終點站。是總在來與回之間，把路走通的那張舊船票。澳門不大，卻裝得下三千年詩、四十年路和一場米蘭的夜風。（詩經西行 · 九 · 完）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