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地”的詩意詠嘆——《廣州之戀》閱讀札記

詩人郝俊在詩集《廣州之戀》的後記中援引了葡萄牙詩人埃烏熱尼奧 · 德 · 安德拉德的話，“我所生活的一切都是為了得到一句詩。”顯然，在廣州生活過的二十餘年中，詩人在茲念茲，得到了無數句詩，並在這些詩句中安放了一個詩人的熱念、夢寐和心神。通讀《廣州之戀》會發覺，郝俊得到的遠不只“數句詩”，他得到的是一個完整、自足的世界——一個經由生命經驗和語言的提純，讓日常變得可親可駐的豐沛世界。如果說安德拉德“得到詩”的旅程有一種近乎苦修的虔誠，那麼，郝俊的寫作姿態更接近一種從容的安居。他不以苦心經營而跋涉求詩，他像一個在自己所傾心土地上耐心耕作的園丁，在平實的土壤中等待詞語生發。

詩集命名為《廣州之戀》，要理解郝俊與廣州這座城市之間，那種既非激情澎湃也非纏綿繾綣的愛戀，或許可以借助著名學者段義孚所提出的“戀地情結”(Topophilia)。段義孚將“戀地情結”定義為“人與地之間的情感紐帶”，這並非簡單地描述人對故鄉或居住地的眷戀，而是指向一種更為複雜、更為精微的感知結構。正如郝俊在詩中寫到的“那天，我沒有和你道別／送你回家的是珠江邊的一陣晚風”；人對環境的情感反應，可以來自具身的體驗，比如觸摸到風、花、河流的脈搏，但更為持久和難以言明的情感，“則是對某個地方的依戀”。段義孚開創的人文主義地理學，揭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常被人們忽略的事實，“環境不僅是人類的資源攫取地和需要適應的物理場所，環境也是人在實踐中建構的人文場所，人將他的價值、情感置於其中”。

這一洞見恰好照見了《廣州之戀》的詩性品質。郝俊筆下的廣州，不流於風物的簡單描摹，也不是大灣區的地標採風，而是他在長久的生命歷程中逐步建構起來的一個“人文場所”，一個被他賦予了價值與情感的地方。在詩集中，大量嶺南植物讓人目不暇接：蒲葵、禾雀花、荔枝、木棉……這些不是對風物走馬觀花式的在地觀賞，而是詩人與它們一次次相遇後的心物交融。他寫白千層，“一層層剝落的樹皮／看第一眼的時候，讓人想到破衣爛衫的乞丐”，但緊接着說，“我想說的是，白千層作為樹／只是像乞丐，但不是／這般筆挺的站姿／讓生來的滄桑，有了一股讀書人的朝氣。”這種觀察方式很能說明郝俊的詩歌意志，他要撥開事物的表面，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入口”，把“像”與“是”之間的縫隙用想像力填滿。正是在這種持續的關注、深入的體察中，一個陌生的“空間”才逐漸被詩人賦予了情志，轉化為一個親切的“地方”。

郝俊的《廣州之戀》正是這種“從空間到地方”的具身感知和文學呈現。二十餘年，足夠讓一座城市從地理概念變成身體記憶。他寫木棉，“舉杯，飲下烈火／煅燒錚錚鐵骨的虯枝”，寫黃花風鈴木，“明晃晃的，一樹耀眼的紙花／會讓人心慌”。這些句子讓我想起法國植物學家帕特里克 · 布蘭克說過，“植物是垂直的夢想。”郝俊的詩有一種向上的力，他從地面往上看，從枝幹看到花，從花看到天空。這樣的視角，讓他的詩有了空間感，也讓他筆下的廣州不是平面的風景，而是一個有高度、有縱深、值得不斷勘探的世界。當然，郝俊的關懷遠不止於身邊的風俗景致，“灣區詩韻”、“午夜斷想”等篇章，皆展現了他更廣闊的視野。廣州塔、珠江、越秀山、蘇曼殊故居……擦鞋的人、送水工、高樓外牆上作業的“蜘蛛人”……一座城市的詩意不僅僅藏在一花一葉中，也藏在街頭巷尾的普通人身上，藏在歷史的遺跡中。他寫《在陳寅恪先生銅像前》時，是以一種儀式感的肅穆在靠近歷史，“先生手中的拐杖，毫無疑問地／握成一個問號”，“問號”是銅像的形狀，更是一個詩人面對精神追索時的自我叩問。

值得留意的是，詩人郝俊在後記中專門討論了人工智能與寫作的關係，而他的立場是審慎的、清醒的：“AI無法產生新的‘經驗’。”AI可以從已有的文本中學習如何組合詞語，但它無法經歷一個人的半生，無法在一座城市生活二十年，無法在深夜為一句詩反覆修改直到天明。這種“經驗”的不可替代性，正是郝俊所堅守的，他意識到，詩歌的本質不是信息傳遞，而是意義建構。而意義的建構，離不開一個具體的人與一個具體的世界之間的持續互動。如果將郝俊的寫作放置在更宏闊的當代詩歌版圖中來審視，可以說他的實踐回應了一個時代性的困惑——在一個流動性空前加劇、地方感日益稀薄的全球化語境中，一個詩人如何與他的“此地”建立有意義的聯結？廣州這座被詩人反覆書寫的城市，最終在語言中獲得了一種比現實更為持久的意義，詩人用他的呼吸、行走與凝視將其澆築成一個詩意的精神居所。在這裡，每一株植物都有名字，每一條街巷都有記憶，每一個平凡的日子都有可能在某一行詩裡獲得它閃亮的生命，郝俊做到了。

馮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