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面時光眾生相

對於一個香港街頭攝影師來說，二〇二一、二〇二二那兩年可能是他們最“自由”拍攝的好日子，因為香港人避諱“上鏡”。以前我們進行街頭拍攝時基本不敢拍人頭清晰和佔主要位置的照片，否則很有可能會被要求刪相、甚至報警——這點幾乎像日本，在電影《東京日和》裡，有一個看起來有點猥瑣的攝影師，就因為在地鐵上偷拍乘客而被糾拿不放——這人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荒木經惟老師。

疫情限制了我們的行動自由，卻釋放了街頭拍攝的自由，尤其我們這些不依賴“人臉辨識”自動對焦，習慣於用廣角鏡頭盲拍的老派攝影師。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是為難，沒有人臉的街頭還叫眾生相、浮世繪嗎？這個城市的喜怒哀樂、憂鬱憤懣，現在只剩下口罩上面的眼睛閃爍其詞，所謂道路以目，非常形象地塞滿了你的鏡頭，你還能毫不猶豫按下快門嗎？

第一個打破我這種猶豫的人，是大導演許鞍華。二〇二一年，她因為拍攝《詩》這部紀錄片，毅然前往防疫甚嚴的台灣採訪我，其時我已經困於島上一年半，見到在防疫酒店隔離兩個星期後的她，第一反應就是問：一部紀錄片裡被拍攝的對象大多數時間都戴着口罩，效果可以的嗎？電影史上好像沒有這種先例。她哈哈一笑，說不管了，拍了再說。拍完我，她飛回香港又隔離兩周，接着去深圳拍黃燦然，整個拍攝過程，她起碼有六周是在酒店度過。

等我看到成片，我恍然大悟，這不就是真正的紀錄片嗎？真實面對那個口罩統治一切的時代，她拍攝的是非常時期的詩意，和我在紀錄片裡談論保羅 · 策蘭的沉默、詩的三緘其口，更是無意的呼應。

所以到二〇二二年下半年我終於回到香港，我決定鏡頭絕不迴避那些白的黑的五顏六色的口罩——事實上，在口罩下的人們也漸漸放鬆了很多，就像在疫情中我們漸漸悟得地球照樣轉動，無論你上班還是染疫還是登出這人世間。現在回憶起來，那樣一個阿甘本說的“例外狀態”，也是我們體驗高度規訓的資本主義社會以外的生存狀態的機會。雖然我鏡頭中的香港人大多數還是在口罩的加持下應付着生活的挾持，但我不禁想像有人會在口罩裡面做一個鬼臉。

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