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澳門基礎性法律改革 築牢“一國兩制”法治根基
澳門基礎性法律主要是指由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刑事訴訟法典和商法典五大法典組成的法律體系。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門回歸祖國懷抱，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憲法和澳門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開啟了澳門法治建設的新紀元。二十六年來，澳門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法治建設也有了很大進展，但在基礎性法律改革方面，仍存在不容忽視的短板，亟待我們高度重視、統籌推進。
首先，我們回顧澳門回歸以來的法律改革歷程，客觀審視基礎性法律改革的現狀。不可否認，回歸二十六年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完善澳門法律體系方面作出了積極努力，如對回歸前保留下來的原有法律進行了系統整理，修改了部分與澳門回歸後政治地位、社會實際不相適應但保留下來的原有法律，並結合澳門本地實際情況制訂了不少新的法律，為澳門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制保障。目前，澳門已形成以憲法和基本法為憲制核心、以五大法典為基礎主幹的法律體系，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係涵蓋了各個領域。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些法律體系的改革和完善大多集中在非基礎性法律層面，對於以五大法典為代表的基礎性法律，卻幾乎沒有實質性的修改。現行的五大法典本質上源自葡萄牙的相關法典，也是澳門回歸前法律體系的核心遺存。回歸後，雖經作出必要配合，確保其不抵觸憲法和基本法，但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其以葡萄牙法典為藍本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內容。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葡萄牙國內這五部大法典，卻在近三十年來根據時代發展和社會需求，作出了大量系統性、實質性的修改。從民事權利保護的完善、刑事處罰體系的優化，到訴訟程序的簡化、商事規則的更新，葡萄牙通過持續的法律改革，使以五大法典為代表的基礎性法律始終與自身社會發展相適應，以便更好地服務於葡萄牙的國家治理和民生保障。反觀澳門現行的五大法典，卻始終停留在回歸初期的狀態，未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未能回應澳門社會的新需求、新變化。因此，可以說，澳門回歸後的基礎性法律改革，在核心層面仍處於原地踏步的狀態，與澳門二十六年來取得的發展成就不相匹配，與“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入推進不相適應。
其次，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基礎性法律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澳門回歸已有二十六年之久，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其政治地位決定了澳門應當擁有一套符合自身政治定位、貼合本地社會實際、具有本地區特色的法律體系，而不是繼續依賴澳門回歸前遺留的、以葡萄牙舊法典為藍本的基礎性法律。
從政治層面來講，基礎性法律作為澳門法律體系的核心支柱，直接關係到“一國兩制”實踐的成果和品質。憲法和基本法確立了澳門的憲制秩序，而基礎性法律則是憲制秩序的具體體現和重要支撐。如果基礎性法律仍然停留在澳門回歸前的框架，未能充分體現澳門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屬性，未能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整體要求，就難以真正築牢“一國兩制”的法治根基，也難以充分彰顯“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優勢。應當指出，由於澳門基礎性法律完全沿襲葡萄牙幾十年前的舊的基礎性法律，它們與回歸後澳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發展現實產生了不少距離。舉個簡單的例子：《澳門刑法典》分則在對相關犯罪規定剝奪選舉資格的附加刑時，僅規定剝奪參加立法會選舉的選舉資格，這顯然不符合澳門尚有行政長官選舉的政治現狀。可見，修改和完善澳門現行的基礎性法律，是推進“法治澳門”進程中不容忽視的關鍵環節。
從社會層面來講，二十六年來，澳門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人口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上，澳門從以博彩業為主導，逐步向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轉型，科技研發、現代金融、大健康、會展商貿等新產業快速興起；社會上，居民的權利意識、法治意識不斷提升，對公平正義、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的需求日益多元；對外交流上，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澳琴深度合作區的重要節點，與內地的聯繫日益緊密，人員、資金、物資的流動日益頻繁。那些源自葡萄牙的基礎性法律，是基於葡萄牙的社會背景和發展需求制定的，難以適應澳門當前的社會實際，無法有效解決澳門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比如，現行《民事訴訟法典》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隨着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民事訴訟案件不斷增加且更趨複雜，亟需通過改革加以完善。
從法治建設層面來講，一套完善的、具有本地特色的法律體系，是澳門實現長治久安、持續繁榮的重要保障。法治是現代化治理的基石，只有推進基礎性法律改革，才能完善澳門的法律體系，提升依法治澳的能力和水平，確保改革於法有據、發展有章可循。同時，基礎性法律的改革，也是澳門打造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必然要求，能夠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吸引更多優質資源集聚澳門，為澳門經濟多元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最後，我們也應當充分認識到：基礎性法律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統籌規劃、穩步推進，需要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確保改革取得實效。筆者認為，基礎性法律改革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着手推進：
第一，要在觀念上高度重視，樹立正確的改革理念。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只有先在觀念上達成共識，才能在行動上形成合力。當前，澳門社會有人對基礎性法律改革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存在“維持現狀即可”的保守思想，認為現有基礎性法律能夠滿足基本需求，無需進行大規模修改，這種觀念存在片面性。應當指出，基礎性法律改革不是對現有法律體系的否定，而是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對不符合澳門政治地位、不適應社會實際的內容進行修改和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務於澳門的發展，因此有必要通過宣傳引導、學術研討、社會調研等多種方式，讓社會各界充分認識到基礎性法律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凝聚改革共識，形成“人人關心改革、支持改革”的良好氛圍，為基礎性法律改革的推進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二，要採取必要的組織措施，組建專門的基礎性法律改革工作小組，有序推進法典修改工作。基礎性法律改革專業性強、涉及面廣，需要專業的團隊、充足的時間和科學的規劃。建議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牽頭，組建由學者、法律實務工作者、社會各界代表組成的專門法典修改小組，明確小組的職責、分工和工作目標，統籌推進五大法典的修改工作。考慮到法典修改的複雜性和專業性，建議給予三至四年的時間，由專門小組負責調研、論證、起草和修訂工作。在起草過程中，要堅持以中文為主要起草語言，這既是澳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應有之義，也能夠讓澳門居民更好地理解和遵守法律，增強法律的認同感和執行力。同時，要充分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廣泛凝聚民智，確保修改後的法典能夠充分反映澳門居民的意願，貼合澳門的社會實際。
第三，基礎性法律改革並非要“推倒重來”，而是要在原有法典的基礎上作實事求是的修訂，尤其是要重視相關的葡萄牙法典近三十年來的修訂和完善。為此，有必要組織力量翻譯葡萄牙相關的法典，為澳門基礎性法律改革提供參考借鑒。如前所述，澳門現有的五大法典均源自葡萄牙相關法典，葡萄牙近三十年來對這些法典進行了大量修改，其中許多修改內容貼合時代發展需求，尤其是順應歐盟的要求，因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組織力量將葡萄牙新修訂後的相關法典翻譯成中文，並不需要花費太大的力氣──因為澳門現有的五大法典均是相關葡萄牙法典的中譯本，所以翻譯工作主要集中在相關葡萄牙法典中新修訂的部分，工作量相對可控。通過翻譯，我們可以充分借鑒葡萄牙基礎性法律改革的有益經驗，並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吸收其中符合澳門社會發展需求的內容，避免走彎路，提高澳門基礎性法律改革的效率和質量。同時，翻譯工作也能夠讓澳門的法律工作者更好地了解國際法律發展趨勢，提升專業素養，為五大法典的修改和完善提供有力支撐。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以五大法典為代表的澳門基礎性法律改革，是一項關乎澳門長遠發展的重要工程，更是踐行“一國兩制”、推進依法治澳的必然要求。二十六年的發展，讓澳門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基礎性法律改革，既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也是澳門實現更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要以革故鼎新的勇氣，以求真務實的作風，統籌推進基礎性法律改革各項工作，盡快建立起一套符合澳門政治地位、符合澳門社會實際、具有本地區特色的法律體系，築牢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法治根基，讓“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煥發出更加蓬勃的生機與活力！
澳門大學法學院客席教授 趙國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