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澳門聯通葡西語國家獨特優勢
澳門自十六世紀開埠以來，長期作為中外交流的重要場所。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最早一批留學生從這裡走向世界，不少中華經典在這裡經翻譯傳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文化不少經澳門傳入中國內地。”澳門在四百多年東西方跨文明交往中逐步形成對外交流合作的雙翼格局：一翼為傳統優勢，與葡語國家的長期聯繫；另一翼為潛在增量，與西班牙語國家及拉丁美洲的歷史淵源與合作潛力。當前，中國正構建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重新審視澳門的歷史積澱，並將其轉化為當代制度優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歷史基石：澳門與葡、西世界的經濟文化交往
澳門的歷史角色，根植於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全球貿易網絡。作為東西方海上航線的交匯節點，自十六世紀開埠以來，澳門便是葡萄牙遠東貿易網絡的關鍵一環，連接里斯本、果阿、馬六甲至長崎，積累了與分佈於歐、亞、非、美各大洲葡語社群進行遠程貿易與文化交流的歷史經驗。這段歷時四百餘年的聯繫，在回歸之後得到新的制度性延伸。二○○三年，中央政府在澳門主辦首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並設立論壇常設秘書處，將這一歷史聯繫提升為國家級合作平台，為當代中葡經貿關係提供了頂層設計與制度保障。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葉“伊比利亞聯盟”時期，澳門加入西班牙主導的太平洋貿易體系，積累了西語世界交流的歷史經驗。一五八○年，葡萄牙王位因繼承危機併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形成長達60年的伊比利亞聯盟。以此為契機，居澳葡人擴展了與近在咫尺的西屬菲律賓馬尼拉之間的貿易。由此，澳門接入跨太平洋貿易網絡。該網絡以一五七三年大帆船從馬尼拉首航阿卡普爾科為標誌，開啟了以裝載中國貨物著稱“大帆船貿易”。澳門從葡萄牙東方貿易網的關鍵基地，轉變為同時聯接葡、西兩大體系全球循環的節點。
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金國平提出“泛太平洋絲銀之路”，指出這是穿越太平洋與大西洋、連接亞洲、美洲與歐洲的全球航線。航線主體是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段，並向東延伸為西印度船隊航線，經哈瓦那等地抵達西班牙；在亞洲則以馬尼拉為中心，分出通往香料群島蒂多雷島（Tidore）、福建及廣州──澳門三條支線。絲銀航線自一五六五年運行至一八一五年，是世界史上最長的貿易路線之一。
自一五六七年明朝隆慶部分開海後，中國與馬尼拉的貿易迅速繁榮，為跨太平洋大帆船貿易提供了主要貨源。高峰時期如一五八八年抵達馬尼拉的中國商船達46艘，一六○九至一六一二年間年均仍維持37.2艘。中國貨物支撐了馬尼拉港的財政，進口稅佔比在十七世紀初常達80%以上，最高年份（一六三二年）高達92.06%。
澳門段的正式加入，為絲銀之路帶來歷史性變化。以單艘澳門葡萄牙商船為例，其載運貨值從一六二六年約50萬西元，猛增至一六三○年的150萬西元，四年間增長三倍。運往馬尼拉的中國貨物中，90%以上為生絲及絲織品，有時單船運量達1,200箱。絲綢經墨西哥銷往美洲，至十八世紀末，墨西哥進口總值中中國絲綢佔比高達63%。作為交換，巨量白銀經澳門流入中國。據估計，從一六一九至一六三一年，每年從馬尼拉運抵澳門的白銀約135萬比索。另據全漢昇統計，一五九六至一六三四年間從墨西哥輸入馬尼拉的白銀中，約76.5%（約2,025萬西元）通過澳門轉輸入中國。從宏觀總量估計，從一六五六至一八二○年之間，以中國絲綢換回並從墨西哥運至馬尼拉的白銀達4億比索，絕大部分流入了中國。基於這些數據，金國平得出結論，明朝後期起，美洲白銀及銀幣經澳門大量流入中國，白銀貨幣化影響不言而喻，澳門是明代白銀入華唯一固定渠道。
風帆指向：誰主導了絲銀之路上的貨物貿易？
葡、西文獻記載中，澳門為“泛太平洋絲銀之路”在中國的始發點。一五八四年七月，西班牙水手加利（Francisco Gali）從澳門啟航，橫跨太平洋直抵墨西哥阿卡普爾科，載入中國港口亞馬港 (Amaquao) 至新西班牙航行志。一五八七年，烏納穆諾 (Pedro de Unamuno) 從大橫琴島出發，經南丫島放洋。
Sangley一詞，在西班牙文獻中，特指來自福建，尤其是漳州、泉州的華商。早期在菲律賓馬尼拉，西班牙人將Sangley華商集中安置於Parian市場（華人市場），專門銷售中國貨物。金國平考證指出，Parian最基本的詞義即“市場”，因以銷售絲綢為主，故稱其為Alcaicería（絲綢市場）。
黑藍深海，商賈遠行，水手探險，逐利本能使各方協商，各船成例。“擔位水腳銀”制度下，船員直接參與貿易，所獲報酬以分配貨艙空間（擔位）的形式體現。例如，清代海外貿易中，一艘從澳門駛往馬尼拉的中型商船，擔位分配已有成例。船主收取水腳銀（運費）並擁有約100擔位的公司貨物；火長可能用其分得的50至100個擔位，裝載市場最緊俏的湖絲等高價值貨物；舵工、碇手用10餘個擔位裝載景德鎮瓷器、藥材等；普通水手用7至8個擔位，裝載白糖或甘草等大宗商品。抵達馬尼拉後，各自銷售貨物，利潤歸己。若航程順利、貿易得利，則全船獲益；若遇海難或滯銷，則共同承擔損失。
優勢轉化：澳門為何能成為聯繫葡語與西語國家的橋樑？
澳門在歷史上不僅是中國與葡語國家交往的門戶，更在特定時期成為連接中國與西屬美洲的全球性貿易節點。澳門的歷史積澱最重要的特質即為連續、不間斷的互動相生。在與葡語國家及西班牙語國家的交流中，澳門模式“互動相生”的優勢體現在三個層面：
其一，語言與人才。葡語作為澳門官方語文之一，使我們周圍積累了熟悉葡語、法律、商業與行政體系的人才。由於葡語與西班牙語同屬拉丁語系，在語言結構、文化邏輯上呈現相通之處，澳門在對接西班牙及西語國家時，具有天然的文化理解與溝通便利。語言文化上的親和是建立深度互信、實現“精準聯繫”的軟性基礎，遠超單純的翻譯功能。
其二，交流與信息。澳門與葡、西語國家之間長期形成的貿易、移民與文化聯繫，為我們這座城市沉澱了名譽與信譽。同時，歷史上通過馬尼拉體系與西屬美洲建立的網絡式聯繫，也為當代拓展西語國家合作提供了歷史紐帶。作為東西方連續不間斷的文明交流之地，澳門天生具備對世界的敏銳感知力。捕捉趨勢、獲取先機、把握合作。在當前中國企業出海過程中，這種歷史延續下的信任，有助於降低進入陌生市場的風險與成本。
其三，制度與經驗。澳門長期處於不同法律、文化與商業制度的交匯點，社會中積累了調適差異、解決衝突、促成合作的實踐經驗。在中國與葡語、西語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構建新型國際經貿關係的過程中，澳門可成為規則對接、標準互認、項目協調的試驗區，幫助雙方降低制度與文化摩擦。“拼船出海”模式本身就是澳門發揮協調功能，將內地產業實力與澳門平台優勢進行創新整合的範例。
結 語
澳門的未來，鞏固一翼，拓展一翼，雙翼齊飛。鞏固現有“中葡平台”主體翼，同時，系統地將與西班牙語世界及全球華商的聯繫提升至並重戰略高度。通過專責機制、歷史文化深耕、經貿創新與人才培養，推動澳門轉型為根，基於歷史、服務於現實的伊比利亞文化圈與全球華商多元交流樞紐，為城市發展開闢新航線。澳門的深厚文明底蘊，在廣泛全球網絡與多元交流樞紐的發展過程中，必然在國家新一輪開放與全球南方合作中，有不可替代的永續價值。清代後期民族英雄林則徐曾面對深藍海洋，以“海納百川”自勉；看今朝，蓮峰鏡海，雙翼通寰宇。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澳門學者同盟理事
項 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