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穩定與自由之間

——評徐欣羨《女孩不平凡》

由徐欣羨執導的《女孩不平凡》，於二月在澳門美高梅全新多功能場地“百寶箱”(Fantasy Box)舉行首映。電影以倒敘方式鋪陳三段時空的情感經歷，讓觀眾感受一個澳門女孩在時代夾縫中的成長軌跡。

故事以三十四歲的徐樂欣展開。她是一名導演，曾拍過屬於自己的電影。然而，在早已被短視頻所主導的現實環境，創作的價值似乎不再單純，甚至受到限制。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拉扯，使她始終無法作出決定。她的伴侶貝貝（余香凝飾）渴望的是一種普通的穩定人生：結婚、買樓、生小孩。只是，兩人在現行法律框架下並不被承認，為了讓徐樂欣得以留在香港，貝貝甚至提出與一對男同性伴侶假結婚。這個看似務實的方案，引發兩人激烈的爭執。

在爭執之中，她的思緒回溯至大學時期，那時的徐樂欣（鄧濤飾）留着一頭鮮明橙色短髮。她與當時的伴侶韓寧之間，有着一種年輕人的輕狂與自由——騎着摩托車沿海岸奔馳，不畏旁人目光地熱吻。甚至，為了堅持創作原則，不惜與組員大吵一架，也要孤身完成作品。然而，青春的快樂終究短暫。父母的期望、畢業在即的就業壓力，如潮水般湧來。回澳門，還是留在台灣？徐樂欣始終無法作出決定，這不只是地理上的選擇，更是身份與未來的抉擇。

鏡頭一轉，時光倒流回中學時代。高三時的徐樂欣（許恩怡飾）是傳統意義上的優等生。早已保送澳門大學的她，看似前途無限。只是，在她成長過程中，卻從未有人真正問過她：“你究竟想要甚麼？”她的人生像是被預設好的軌道，只需照着前行。直到她遇見菲（劉漪琳飾）——在這位大姐姐不斷追問下，才讓她第一次停下來，凝視自己的內心，嘗試回到“我”這個主體之中。

電影的結尾並非單純給出一個浪漫答案，更像是一種經過回望後的自我確認。透過三個年齡層的自我審視，三十四歲的徐樂欣終於不再逃避。她主動追回貝貝，並提出到台灣結婚。這個選擇不只是對愛情的承諾，更是一種對自我的肯定。時間的倒敘，最終讓“平凡”的問題，獲得一次真誠的回答。

除了主角個人敘事之外，這某種程度上或可視為導演自身的生命投影，更重要的，是電影所折射的澳門社會結構性困境。在澳門的職業中，公務員往往被視為“最優解”。尤其自二〇〇三年賭權開放後，澳門經濟就踏入迅速起飛的年代。然而，在繁華表象之下，那種“一眼看到底”的未來，反而令年輕人感到空虛。而電影中，二十三歲的徐樂欣恰好表現出這種感覺，也不是對於前途的迷惘（家人甚至已為她鋪好了路），而是這種工作到底有甚麼意義？與之相反，父母的態度亦鋪墊得十分巧妙，當徐樂欣的畢業作品被人破壞之時，父母那種近乎麻木的冷靜，實則是看透社會遊戲規則後的務實——反正都畢業了，那些理想主義的產物並不重要。這種現實觀貫穿全片，隱隱透出一種集體共識：讀甚麼科並不重要，反正不是做政府工，就是投身賭場產業。表面看來，他們顯得眼光短淺，忽略了孩子的內心；但實際上，他們或許是太了解這個社會，才作出這樣的選擇。他們同樣活在矛盾之中，既不願孩子受苦，又無法提供更多可能。這種對於現實社會生存邏輯的側寫，正是這部電影畫龍點睛之處，它讓個人的青春掙扎，昇華至整座城市的時代集體焦慮。

當然，電影的短板亦相當明顯。三個時代的故事被壓縮在兩小時之內，部分情感轉折略顯倉促。特別是在於角色的情感表現上，由於角色與導演本人的生命經驗存在明顯對應，影片某些段落更像是私人回憶的再現，而非完全經過戲劇化提煉的敘事，多少影響了整體的戲劇張力。另外，在某些議題的處理上亦略顯概括。例如，二十二歲的徐樂欣為何如此抗拒回澳門？三十四歲的她對電影創作的核心追求又是甚麼？這些問題若能更具體呈現，人物的內在掙扎將更具說服力。至於電影所觸及的同性情感處境，雖然提供了重要的敘事動力，但部分角色的形象仍帶有一定的類型化傾向。例如女巫店的學長，其外在氣質被塑造成一種略為妖艷的形象，某程度上延續了大眾文化中對同性戀者的既定想像；而徐樂欣在二十二歲時以鮮明橙色短髮呈現的反叛姿態，也容易被解讀為一種符號化的性別氣質。事實上，同性戀群體的樣貌遠比這些符號更加多元。若電影能在角色塑造上展現更多生活化與差異性，或許能讓這一條情感線更具真實感。

總括而言，這是一部值得觀看的作品。它不僅關注少數群體的情感處境，也呈現了當代澳門年輕人在經濟繁榮背後所面對的困境。在個人成長與社會結構的交織之中，電影提出了一個持續迴響的提問：在看似穩定的現實軌道上，我們是否仍保有偏離航道的勇氣，為自己作出一份真誠的選擇？

李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