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常牽掛中的生命詩學

——朱以撒《尋常牽掛》的時空褶皺與文人精神

“時日就是一條皮筋，有時扯得緊一點，有時放得鬆一點，讓時日或緊或鬆地溜過去……”近日，再讀朱以撒先生散文《尋常牽掛》，感觸頗多。

朱以撒的《尋常牽掛》如一卷未乾的墨跡，在宣紙上洇染出自然、文化與生命的三重倒影。作者以“牽掛”為針，將日常瑣碎的碎片縫綴成一張綿密的網，既捕捉着消逝的嘆息，也編織着存在的詩意。文章表面寫草木枯榮、信箋更迭、茶事閑談，實則以“物”為鏡，映照出文人精神在現代化浪潮中的漂泊與安頓。其文字清逸如風，哲思沉潛若水，在“尋常”與“非常”的交界處，構建出一座屬於當代文人的精神道場。

文章開篇的“草木漸少，鳥雀稀疏”絕非生態觀察的閑筆，而是以“空間不適宜”為切口，撕開了現代文明對自然與傳統的雙重擠壓。鳥雀的“鳴叫由密而疏”，既是聲景的退場，亦是文人“以自然為友”精神的潰散——當城市空間被水泥與玻璃切割，當鳥鳴被車聲與喧囂淹沒，傳統文人“林泉高致”的棲居理想也隨之崩塌。作者以劉勰《文心雕龍》的“長與短”為引，暗諷當下學術與藝術的“冗餘症”：論文的“十萬字”堆砌、油畫的“顏料狂歡”，恰似現代人用物質填塞精神空洞的集體焦慮。而信箋的消逝，更是將古典書信文化的終結推向前台——漢畫像信箋的“古雅質樸”與現代色紙的“艷俗浮誇”，恰是傳統雅趣與工業審美的終極對決。朱以撒以“消失”為刃，剖開時代的病灶，卻未沉溺於悲情，而是以“牽掛”為藥，試圖在廢墟中尋找重建的可能。

朱以撒的“三十五歲”與“當下”之筆，恰似兩幅水墨，一濃一淡，一實一虛。年輕時的“鋒鍔突出”，是北朝碑刻的刀削斧劈，是生命力的肆意噴湧；而今的“清朗空曠”，則是歲月沉澱後的刪繁就簡，是“留白”藝術的極致體現。這種轉變，不僅是技法之變，更是生命境界的昇華——從“加法”到“减法”，從“佔有”到“捨棄”，文人精神在物質過剩的時代完成了自我救贖。他拒絕“橫空出世”的色紙，恰似莊子所言“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以“减法”對抗“加法”，以“空曠”抵禦“堆砌”。這種哲學，與宋人楊萬里“攜便面步後園”、羅大經“煮苦茗啜之”的閑適生活一脈相承。午後江邊的煮茶閑談，是文人“從緊張到從容”的生命紓解，是“物我兩忘”境界的現代註腳。朱以撒以茶為媒，將“消逝”轉化為“存在”的儀式，讓每一片飄落的藍花楹花瓣，都成為對抗時間洪流的詩意武器。

朱以撒的散文，始終在“消逝”與“永恆”的張力中舞蹈。他承認“存在和消失渾然無跡地交替”，卻以“牽掛”為錨，將散落的日常體驗積澱為“應對差異”的精神力量。午後的清風、茶香中的閑話，這些瞬息即逝的“日常”，在他筆下被賦予了“永恆”的重量——正如他鍾愛的漢畫像信箋，雖終將消逝，卻以“古雅質樸”的姿態，在記憶中定格為永恆。這種“瞬間永恆”的詩學，與林語堂筆下的莊子、蘇東坡、陶淵明遙相呼應，將“生存情調”昇華為“存在哲學”。朱以撒以“牽掛”為舟，載着讀者穿越時空的迷霧，抵達一種“萬物皆備於我”的澄明之境。在這裡，消逝不再是終點，而是永恆的起點；日常不再是瑣碎，而是詩意的棲居。

朱以撒的散文語言，如古琴泛音，清越而悠長；意象如水墨氤氳，綿密而空靈。他善以“物象”承載“道思”：草木、鳥雀、信箋、茶事皆為“道器”，而背後則是生態、文化、生命的三重哲思。文章結構看似“散漫”，實則暗合中國古典散文“形散神聚”的精髓——以“牽掛”為核，將自然生態之變、文人傳統之衰、個體生命之悟編織成網，形成一種“散而不亂”的時空詩學。這種詩學，既是對傳統散文“以物觀道”的繼承，亦是對現代散文“以文載道”的創新。朱以撒以“心”為鏡，映照出時代的倒影，卻未被倒影吞噬，而是以“牽掛”為光，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鄭金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