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澳門人口增長的因素

二○○○至二○二四年，澳門總人口從一九九九年的42.9萬人增至二○二四年68.8萬人，年均增長率1.9%。二○二一年後，人口增長明顯放緩，年均增長率僅0.2%；二○二四年更出現負增長，跌幅達0.4%，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究竟是什麼力量驅動過去廿四年的人口增長？轉折點在哪？

人口規模三方組成

一、人口規模演變：由就業驅動的人口增長模式。

澳門人口規模增長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人口自然增長帶來的本地出生人口。新生嬰兒數目由二○○二年的歷史低位3,162名，逐年攀升至二○一四年的7,360名，此後再度回落，二○二四年僅3,607名。

其二是獲准居留及家庭團聚移民。二○○○年有1,127人，至二○○九年達到高峰的11,395人，其後持續下滑，二○二四年回落至1,074人。

三是外地僱員流入。二○○○年新簽發外僱7,334人，至二○一四年和二○一五年分別達到96,450人及92,533人的歷史峰值，之後下調，二○二四年為57,341人。

由此可見，澳門人口增長主要動力並非來自本地出生率，而是來自與經濟周期高度掛鈎的外來人口流動。

就業驅動人口增長

從人口政策角度看，一方面有效紓緩本地勞動力短缺，支持澳門作為微型開放經濟體的運作；另一方面，加劇人口結構中的兩極分化。一邊是本地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趨勢，另一邊是高度流動、教育與工資水平差異極大的外地勞動群體。 要理解回歸以來人口規模的演變，不能只關注生育率，必須放在“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吸引外來人口導致人口規模擴張”這個宏觀視野格局中。

二○○二年賭權開放，加上中央推出CEPA和自由行等政策，澳門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GDP連續多年雙位數增長，帶動博彩、酒店、建築及商業項目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本地出生人口的自然增長，根本無法填補這一缺口。獲准居留人士與外僱大幅增加，成為人口規模持續擴張的關鍵。

這種“就業驅動型”人口增長模式，一方面有效紓緩本地勞動力短缺，支撐澳門作為微型開放經濟體的正常運轉；另一方面，加深人口結構的失衡——本地人口漸趨老齡化及少子化，大量外來勞動人口高度流動，教育水平與薪酬差異懸殊，兩者之間的鴻溝日益明顯。

就業彈性量化經濟

二、就業彈性波動：經濟與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特點。

為更好理解經濟增長、人口變化與就業之間的關係，本文引用就業彈性概念，即就業變動率與GDP變動率之比，用以衡量每1個百分點GDP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增幅。如果彈性系數大於1，表示就業增長快於GDP增長，通常意味着增長主要來自勞動密集部門、勞動生產率提升較慢，因此經濟擴張需要更大量新增就業來支撐產出。就業彈性系數等於1，表示就業與GDP同步增長；就業彈性介乎0-1之間，表示GDP增長快於就業增長，常見於技術進步、資本深化或產業升級令勞動生產率上升更快（同樣的GDP增量需要較少新增就業），因此呈現高增長但就業職位增加較弱。若就業彈性系數小於0，則表示GDP與就業變動方向相反，通常反映效率提升，在產出變動下反而減少用工，呈現無就業增長情形。

廿四年來波動異常

二○○○至二○二四年數據顯示，澳門就業彈性波動劇烈，從負950%到363%不等，遠超出通常所見的0-1的正常區間。這種異常波動，並非統計錯誤，而是澳門產業高度集中、周期敏感和政策干預較強等結構特點的綜合體現。

在博彩業開放競爭初期GDP增長率多在雙位數，就業人口以5–8%的速度擴張。二○○九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本地GDP增長顯著放緩，就業輕微收縮，就業彈性約為負74%，反映企業透過裁員、工時調整對沖需求下滑。

此後的二○一一至二○一三年，就業彈性回到20%左右，顯示經濟迅速恢復後仍具一定就業吸納能力。二○一四年，在GDP僅增6.5%的情況下，就業卻增 7.5%，就業彈性高達115%，顯示企業當時對前景仍充滿信心而繼續增聘人手。

政策托底比例脫鈎

二○一六年是另一個極端：GDP只增0.2%，就業卻降1.7%，彈性被放大至負950%。二○二○年疫情，GDP暴跌54.5%，但就業竟增1.9%，彈性為負3.5%。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數字，反映疫情期間政府透過工資補貼、保就業措施及租金減免等政策積極托底，令產出與就業之間的比例關係脫鈎。

二○二三年旅遊復甦後，就業彈性降至0.2%，說明增長更多依靠現有員工提升效率，而非大規模招聘新人。這標誌着澳門正從“高增長、高就業吸納”，逐步轉向“高波動、低邊際用工需求”的新階段。

三、政策啟示與建議

在二○○○至二○二四年這一長周期中，澳門以就業帶動人口的模式為經濟高速發展提供重要支撐，但也積累結構單一、彈性高波動與人口老化壓力等深層矛盾。未來如何在適度多元與高質量發展的框架下，重塑人口與勞動市場的互動關係，有三點值得政策制定者深思。

多維度考慮勞動力

一、從追求高速增長轉向穩定包容性增長。高就業彈性意味着每個百分點的GDP增長，可創造更多職位，但在外僱大進大出的制度背景下，高彈性往往伴隨着高波動與高脆弱性。更理想的目標，應是“中等彈性加低波動”——既保留一定就業吸納力，又透過產業升級和技能提升，減少過度依賴單一行業。此外，建議引入多維度勞動市場健康指標，把就業彈性與失業率、青年失業率、工資中位數及工時波動等並列考量，取代以往單純追求GDP高增長的思維。

人口政策傾向引才

二、以人口政策配合產業與就業策略。 在少子化與老齡化持續的背景下，單靠外僱補充勞動力的模式難以為繼。移民及外僱政策應逐步從引進低端勞力轉向吸引中高技能人才及年輕家庭，並提供清晰的居留及入籍路徑，讓部分外來勞動力真正融入本地社會，緩和老齡化壓力。

同時，應針對會展、中醫藥、文創、現代金融、科技服務等多元產業方向，提前佈局本地人才培育，避免產業升級與勞動力素質錯位。此外，在住房、托兒及教育等方面着力減輕年輕家庭的生育及撫養成本。

產業多元分散風險

三、降低就業彈性的極端波動。推動產業適度多元、分散就業風險是長遠之計。可透過發展會展經濟、專業服務和文化體育活動，創造更多不完全依賴旅客流量的就業機會，令GDP波動對就業的衝擊趨於平緩。

同時應建立更具前瞻性的外僱調節機制，設定與經濟周期相應的配額規則，避免大起大落；完善就業及失業保險、工時調節和靈活就業制度。當面對外部衝擊時，可透過縮短工時和短期補貼化解壓力，而非單一依靠裁員，從而平滑就業與收入的波動。

二○○○至二○二四年的歷程告訴我們：就業彈性系數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經濟結構的單一、人口規模與外僱政策的互動，以及在重大衝擊下“穩就業”的政策取向。在邁向適度多元與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關鍵已不在於就業彈性的高低，而在於能否透過產業升級、人口政策與勞動制度改革，逐步形成波動可控、兼具韌性與包容性的勞動力與人口發展格局。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呂開顏 謝展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