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上的沉默
“外公家裡的牆上，那些照片還在嗎？”晚飯時，我突然問母親。我想起老家新會，外公舊居那面凹凸不平的白牆上，當年掛着一幀幀黑白照片。
“十年前，你外婆去世後，我就很少再回去了。裡面甚麼環境，我也不大清楚。聽說，你舅舅打算賣掉這房子。”母親慢慢地說，似乎每個字都被她細細咀嚼，“你外公去世已經三十三年了。”她這句聽似漫不經心的話像把鑰匙，打開了沉甸甸的時光之鎖。
從澳門到新會，區區幾十公里，我卻有多長時間沒回去？
我開始在記憶的海裡打撈關於外公的點滴。他離世時，我才十二歲，對“死亡”的概念尚很模糊。印象裡，他就是個拄着拐杖、步履蹣跚的老人，臉上滿是風霜刻下的皺紋，溝壑縱橫。他說話的腔調與眾不同，甚至在縣城裡有點格格不入，不是我們當地的會城話。母親說，那是客家話，幾十年他都改不了。有時，他坐在籐椅上，膝蓋腫脹得像榕樹的根瘤，身上總飄着藥膏與歲月混合的氣味。那雙佈滿老年斑的粗糙大手，見到我，會慷慨地掏出糖果或餅乾，塞進我的掌心。他的話很少，笑容也很吝嗇，但留給我，總是完整的，也許這跟我是他最小的男外孫有關。於我而言，他本身就是一張褪色的舊照片。
母親說，外公在戰爭年代風餐露宿、落下一身傷病，拖到老年時，隱患就集體爆發了：他雙下肢經常疼痛難忍，連蹲着解手都異常困難、痛苦，因此家人還給他特製了一把如廁用的座椅；外公應對疼痛的方式，除了沉默，就是大口大口地吞服止痛片，簡單粗暴。沒辦法，那時當地醫療水平有限，他文化程度有限，人也固執。終於，一九九三年，胃出血，一切都晚了。
外公的老房子極其簡樸，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熒屏渾濁的黑白電視機，時間幾乎帶走了我記憶深處的所有畫面，但大廳裡那面牆的印象仍刻在我腦海裡，清晰無比。在昏黃的燈光下，數十幅黑白照片像展示在牆上的時間標本。其中一幅最大的集體照，人影模糊如雨中的墨蹟，人臉已不可辨，只能看出雜亂的衣着和裝具——有穿破舊軍裝的，有打赤腳的，有戴斗笠的，還有人拄着木棍和步槍的。照片頂端，依稀的“第一支隊”四字如老邁的雄鷹，頑強地駐守在略顯發黃的相紙上。
外公去世兩年後，母親帶我坐綠皮火車回了趟梅州市，彼此都是第一次。火車的節奏單調而笨拙，像在反覆吟誦一首被遺忘的長詩，從廣州出發，緩緩行駛了十幾個小時，恍若在史海裡苦苦追尋甚麼。那是我第一次理解和掂量“籍貫”這個詞的重量——母親出生在廣東新會，一句客家話不會說，戶口本籍貫一欄卻永遠寫着“梅縣”。現在想來，這看似雲淡風輕的兩個字，對外公一家而言，是根植在血脈裡的眷戀。
在石扇鎮，我觸摸到了外公最早的家。記得當晚，遠親們濟濟一堂，很多人還是母親頭一回見到的，外婆的哥哥用濃重的客家話講述往事，那些音節讓我莫名地心安——原來這就是外公外婆私下交談時用的純正方言。他們在遠離故土的異鄉、僑鄉，用這種質樸的方言構築了一個小小的、隔絕的私密世界。如果說，外公很倔，像一棵寧折不彎的橡樹，一輩子改不掉暴露異鄉人身份的鄉音，那麼外婆就像果園裡的藤蔓，她陰柔圓滑得多，會城話也學得有板有眼。外公老家的土屋已傾頹，牆上還留着雨水侵襲的斑駁，像個傷痕纍纍的巨人。
井已乾涸，填滿落葉。
我站在那裡，突然明白，外公為甚麼總愛望着遠方——他在看的，是這片再也回不來的山巒。
其實，外公的前半生，就像被蟲蛀過的史書，只剩下零散、碎裂的章節。母親後續慢慢跟我談起，外公是孤兒，在族人的接濟下艱難求生，像石縫裡的綠草，掙扎着活了下來。後來，日軍鐵蹄蹂躪，戰爭陰霾籠罩着華南，十幾歲的外公便扔下鋤頭拿起槍，從梅縣的崇山峻嶺出發，直至輾轉到南粵的平原大江，最後留在新會這個陌生的僑鄉，生根發芽，像一枚被浪潮沖到沙灘的貝殼、一顆被歷史拋射出去的鑲嵌在岩石上的生銹子彈殼。
新國家，新征途。外公依依不捨脫下軍裝，轉業到農藥廠，在寧靜的小城中度過餘生。母親說，他曾經為搶救國家財產而吸入毒氣，在醫院裡昏睡了數日！對此，他幾乎守口如瓶。
沒人知道，這個帶異地口音的倔老頭，到底做過甚麼。
這種沉默，成了他餘生的基調。他渴望寫作，甚至奢望自己能成為歐陽山一樣的作家，為此花了不少積蓄買下一台老式打字機，留下厚厚幾摞日記和文稿。可惜許多資料散失了，就像被風吹散的蒲公英。沒人知道這個帶異地口音的倔老頭，到底做過甚麼。
難道，這就是外公一生的全部？
那天晚上，我跟一位姓葉的先生來到廣州某醫院旁的公寓。
推開薄薄的鐵門，我見到一位老太太靜靜坐在沙發裡，像一尊被時光精心打磨的雕塑。她臉上掛着微笑，見客人來，便慢慢站起。她頭髮灰白，但精神矍鑠，聽了葉先生對我的簡介，便拉着我的手坐下。
“奶奶，譚先生的外公是我們梅縣石扇的老鄉！真巧，我們開會遇上了，一路上聊得投機。”
“是的。我外公還一直珍藏着和游擊隊戰友的合影。”我補了一句。
“原來還是扛過槍的？”葉先生頗為詫異。
我便報上外公的姓名和大致經歷，老太太聽得入神，繼而沉吟，突然，她眯着的眼睛亮了，忙戴上老花鏡，顫巍巍地在客廳書架上搜索，恍若尋找甚麼重要檔案，過了很久，終於抽出一本書。當她焦急地翻查書頁時，我看到她的手在劇烈抖動。
“你外公就是……就是王興？”
“我外公是叫王興。”
“閩粵贛邊縱隊，聽過嗎？這書是我丈夫寫的，算回憶錄吧，寫八十年前的戰鬥生活，你看看。”老奶奶把一本叫《梅嶺烽火》的書鄭重地遞到我手上。作者署名葉漢生。
她替我翻到那些篇章段落時，我的呼吸、心跳好像都停止了。
“在一次的掩護轉移中，排長王興帶領隊伍阻擊數倍於己的敵軍，堅守陣地兩天一夜，最後僅八人倖存。”
“敵人圍住了我們的駐地，想進來搜查我們的人。就在一名敵軍踹門進來之際，王興猛地拔出手槍將其擊斃，隨即背起受傷的同志迅速突圍。”
老奶奶握住我的手：“王興，我丈夫說，是他同鄉，也是手下最能幹、最勇敢的排長。撤退時，他經常最後一個離開陣地，還背着受傷的戰友。聽說，他轉業到了江門。是你外公吧？我丈夫以前老念叨他，可惜一直沒聯繫上。”
“是的，是的，我外公以前就住在新會縣。現在，新會是江門下轄的區。”我的眼睛濕潤了，彷彿一刹那又看到了外公後半生的背影。
我當即打電話給母親。電話那頭，母親的聲音像秋風中的樹葉，似乎哽咽，似乎又重回深長的沉默，許久了，她說：“你外公……提起過戰爭年代的事，從沒細節，只說‘打得很慘’、‘死人堆裡爬出來’之類。葉漢生我記得，是我爸以前所在團的政治委員，後來到廣東省體育學院當領導，夫人姓張，當過醫院的書記。”
燈光下，老太太和葉先生靜靜地看着我把電話打完，默默地點頭。
臨別之時，她把《梅嶺烽火》送給我。我忍不住再次翻動書頁時，只見細小的塵埃在光暈中飛舞，像是那些沉睡在歷史中的靈魂被輕輕喚醒。
今年春天，我和母親從澳門回到新會的外公舊居，那間在四樓的老房子。
鎖芯轉動的聲音極乾澀，像時光在發出埋怨之聲，埋怨我在漫長的歲月裡不來尋找昨日的印跡，埋怨我把外公拋之腦後。屋裡瀰漫着黴菌與回憶混合的氣味。牆上的照片，原來，早不在了。
幾經周折，我才找到手機拍下的原圖。那是表哥找舅舅轉發的。
我和母親像考古學家研究文物一般，細細查看那些陳年影像，那是我們曾無比熟悉的記憶：年輕的外公穿着游擊隊的破舊軍裝，眼神銳利如鷹，臉龐英俊，實在無法與晚年的臃腫老者扯上任何聯繫，有的照片裡，他還戴着日式的鋼盔，上面日軍標識已被刮掉，顯然那是戰爭勝利後的凱旋留念；中年的他，臉還是俊朗的，但髮際線向後退了許多，眉宇間多了一絲嚴肅，身邊環繞着五個高矮參差的青少年，身旁是他妻子，妻子懷裡是襁褓中的嬰兒；晚年坐在籐椅上的他，難得的笑容裡有一種平和的慈祥，難以想像的是，那些年頭，他已被關節痛折磨得徹夜難眠。
有那麼一副精美的相框，裡面整齊貼着他的戰友們一九五五年授銜時的標準照——少尉、中尉……他們胸前掛着勳章，笑容燦爛。這麼多年，因為外公的緣故，我已成了軍事愛好者，照片上的肩章，我一眼就能看出年份和軍銜。外公把這一張張郵票似的的照片當珍寶收藏，卻把自己的軍裝深深鎖進箱底。當他凝視這些照片時，那深潭般的眼睛裡，是否也曾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羡慕與悵惘？
母親輕聲說：“我爸羡慕他們。不是羡慕軍銜，是羡慕他們能繼續穿着軍裝。”
最後，我們找到了那張全體合影。借着手機熒幕的放大，我終於看清了頂部那行字：“閩粵贛邊縱，第一支隊”。照片上那些模糊的面孔在這一刻突然甦醒、清晰、鮮活起來。我急切地在那些密密麻麻、面容已然模糊的人像中搜尋，徒勞地想要辨認出一張熟悉的面孔，哪怕只是一絲熟悉的輪廓。然而沒有。歷史在這裡只留下一個沉默的集體雕塑。
但我們還是在房間找到了外公的遺物——那台老式打字機，銹跡斑斑。
外公，他的戰場，從山林轉移到了工廠；他的戰功，化作了每日的柴米油鹽。
母親說，外公偶爾會對着那些戎裝照出神，眼裡似有難以言說的、複雜的東西。她終於哭了。她說這一次重新認識了自己的父親。遺憾的是，舅舅捎口信說，舊房子不久還是要出售。
離開時，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
我忽然想起史鐵生說過，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而對外公那代苦命人來說，活下去才是要拼命完成的事。但，為了甚麼而活，為了誰而活，他們卻有着極高的認知，甚至遠遠超出其文化水平。他們在亂世中求生，在翻江倒海中成長，最後在平凡中老去逝去。他們的故事像這些老照片，被時光沖洗得日益模糊，但你湊近細看，依然能領略那份火熱激情。
牆會斑駁，照片會發黃會散佚，記憶會褪色。但有些東西總不會消失，像遠處的潮汐，一波一波，永不止息——比如戰鬥的槍聲，比如老太太說起往事時的目光，比如母親深深懷念外公時落下的淚。
月光沉默，江水沉默。
此刻，一彎新月掛在鏡海的塔尖。梅縣的月光應該也依舊明亮。
譚健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