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來“數位排毒”

上一期，筆者就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近期發表的《數位時代下家長實踐情緒教育現況與數位應用調查》的報告展開闡述，該報告除了顯示在數位時代中的教育困境之外，還指出了父母出現的“數位親職壓力”。因此筆者呼籲大家除了關注孩子的情緒發展和教育之外，也需同步關心家長，因為家長的情緒健康對孩子和整個家庭的氛圍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該研究報告還指出，在數位時代，家長在教養過程中面臨多重困境。首要的是科技干擾(technoference)與陪伴質量的下降。資料顯示，家長自身每日使用數位產品的時間平均是三點四七小時（不含工作），且隨着子女年齡增長，家長在親子互動時使用手機的頻率顯著上升。這不禁令筆者聯想到，這會不會是孩子和父母各自都沉浸於自身的手機或是電子產品呢？很明顯，這種“人在心不在”的陪伴模式，削弱了家長對孩子情緒信號的敏感度，當然也向孩子釋放出“手機比孩子更重要”的訊息。除此之外，報告也特別指出，親子衝突的高峰時期和轉型的困難是介乎九至十二歲間，即高小階段。此階段，親子實體互動時間大幅減少（從幼兒期的十五小時降至九小時），但因上網問題引發的爭執卻達到高峰。同時，由於家長習慣使用權威式管教，多以“禁止”或“限制”的手段，沒有關顧孩子在此階段對社交、隱私及自主權的需求，導致親子衝突加劇。再者，家長對情緒教育的認知和實踐之間存在鴻溝，即家長普遍接受情緒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但在實際處理過程中欠缺適當的技巧；或是因為孩子的情緒起伏，觸發了家長自身的情緒波動，從而衍生更激烈的對立。當然，隨着孩子年齡增長進入青春期（十三至十八歲），孩子的社交圈子更廣，自主性較小學更高，與同儕間“互聯互通”的需求更大。除非家長和孩子早年已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要不然，網絡使用或相關的問題，更容易激化對立的關係，從而導致孩子“不願溝通”。

事實上，數位化時代的來臨對所有人都帶來了不可逆轉的影響，所以報告所提到的問題也不是對孩子才有影響，因此，除了借鑒這報告當中所提出的A.C.T.模型(Approach, Core Value, Trust and Tie)，即運用有效的教養方法和策略來改善親子關係之外，本文也希望呼籲大家適時進行“數位排毒”(digital detox)。誠然，當論及“排毒”之說，先要看看是否有中了“數位之毒”。網上有些檢測題可供參考，例如：早晨起床第一個動作是否拿手機查看？吃飯時是否看着社交媒體吃？晚上，睡前是否手機會陪伴到你睡前的最後一刻？只要有一項符合的，就很可能已經屬“上癮”了。“數位排毒”也不是新鮮事物，早在二〇一五年已有研究提出了這一說法。一場Covid-19催生了數位需求的上升，時至今天，人們過度使用和依賴已是不爭的事實了。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阿爾文(Alvin Toffler)在他的暢銷著作《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便提到了“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的概念，他預測未來社會會充斥資訊爆炸的焦慮感，而人們將無所適從。如今，“錯失恐懼”(FoMO, Fear of Missing Out)確實已成為了許多人焦慮的源頭，例如：社交媒體上的通知、影音內容和新聞推播，讓我們不自覺地時刻關注，深怕錯過任何話題。長期處於這種狀態，可能會讓焦慮感增加、專注力下降，甚至影響睡眠與情緒健康。

要徹頭徹尾地去改或許很難，大家不妨從每天三分鐘的“數位排毒”做起：暫時放下手機，專注當下。藉此重建個人與家庭生活的真實連結，重拾人際溫度，從而建立更健康、平衡的良好生活品質。

黃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