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道無垠

三十三年前暑假的某天，我坐在學校運動場跑道的沙子上，呆呆地看着樹影。陽光下，它奢侈得恍若沙漠綠洲。累了，渴了，厭倦了，我跟老師撒謊：“已跑完兩次八百米啦！”那年我十二歲，在家鄉新會讀五年級。

我被會城鎮實驗小學的李華斌老師徵召進田徑隊，目標是參加市級比賽，主攻八百米和四百米賽跑。之前，我參加過鎮級運動會的一千五百米賽跑，拿了第一名。教體育的李老師很滿意，但根據我的身體素質調整了訓練方向。

一切陽光下的造假都逃不過李老師犀利的眼睛，就如同所有謊言在良心面前都只能猥瑣地哆嗦。李老師從不苛責我，那天，他只是善意地笑道：“我看你是個老實人，怎麼了？甚麼時候學會偷懶的？甚麼時候學會講大話？”

我無地自容，恨不得打自己一記耳光，好讓痛覺把臉上的熾熱掩蓋掉。為了那麼一點點可憐的自尊，我撿起疲倦的身軀，抹去臉上的汗水，在細沙跑道上奔跑起來。

一九九三年，外公在夏天的去世，年僅六十七歲，一個倔強的老軍人，一個跟關節劇痛纏鬥了十年以上的老病號，不知道是不是秘密地把他的性格基因傳給了我。

暑期的集訓即將檢驗成果，李老師和我並肩走在樹蔭下。

“這次，我們吃飯還是吃粥，就全靠你了。”他幽默地說。

我望着他，迷迷糊糊地點點頭，似懂非懂，對這句表示成敗與否的歇後語反應慢了半拍。不過，我隱隱覺得自己在老師心中的地位非同凡響，第一次，我有了當人家高徒的榮譽感。帶着那份小小的的激動，我穿上代表會城鎮的綠色運動服——我的第一身正式戰袍，扛起老師的重託，奔向跑道，等待槍鳴，為的是團隊“有飯吃”。

其實，我只是一廂情願地覺得自己很有跑步天賦。至少，我認為自己比同學們都高大強壯。後來證實，那不過是個童話，更是個笑話。

在小學五年級時，我的確是班裡個子最高的男生，可惜那已是強弩之末，從此之後，我的身高便再沒增長過！如今我作為家長，也是很晚才知道這是一種病，叫“性早熟”，即身高開始長得過快，發育太早，但缺乏後勁，身高增長停滯得也早，最終會被大多數人超越。也就是反勝為敗了。

升到初一時，田徑場的細沙變成了煤炭。我加入了新會第一中學的田徑隊，那時仍躊躇滿志地認為自己能在跑道上橫行無忌，並不知道之前的所有榮譽大體上只歸功於荷爾蒙過早地釋放而已。

作為業餘選手，我每天都得比其他學生早到學校。跑上幾圈是基本要求。誰不想多睡一會兒？時間一長就又懈怠了。體育老師範中山，才年長我六歲，並沒怪責我，他說：“如果這樣的訓練強度影響你的學業，你可以不來集訓。休息一段時間吧。甚麼時候你想來了，我們隨時歡迎。”我默默地收起跑鞋，回到了教室。心頭像捂着一杯熱茶。

初一的校運會，我輸掉了一百米賽跑，初二時尚能延續輝煌的假象，但到初三時，二百米和四百米就都輸得精光，我被打回了原形——我只是普通人罷了，再普通不過，就像學校人面子樹上那千千萬萬掉在地上也無人在意的人面子果，任憑風吹日曬直至朽同爛泥。

數學老師梁志過來撫慰我：“賽道上是沒有常勝將軍的。”很感激他，可是，我心裡仍積滿淚水。

那幾年，青春期身體微妙的變化已讓我意識到某種頹勢的悄悄降臨。是的，過早透支的荷爾蒙再也無法支撐我成為跑道上最強者的幼稚奢望了。

可是，我還想贏，我不想輸。

可是，我畢竟是普通人。

在城北有座海拔不過五百多米的圭峰山，那水泥山路儘管是為遊人和汽車而修，卻也是訓練大腿肌肉和身體耐力的絕佳場所。

我便常常在那山坡上揮汗如雨，從一個亭子拐到另一個亭子，穿過靜謐的樹蔭，聽到悠然的鳥鳴，在樹蔭間隙裡汲取陽光的鼓勵，在山腰的碧霞樓俯瞰叢林鬱鬱蔥蔥的美景，跑到半山腰的古剎玉台寺，終於歇一歇，讓古寺鐘聲洗滌四肢和心肺的疲憊，但記憶中，精神的疲憊是從來沒有的。

有時候，我會一口氣跑到綠護屏水庫附近，甚至徑直奔向山頂的電視塔，在那，幾條流浪犬發出不友善的警示，繼而蠢蠢欲動地試探性進攻，我這才慌不擇路地掉頭逃竄，那下山坡的奔跑，在莫名的惶恐中居然蕩漾着一絲輕快和戰勝自然的豪邁。

有幾次，我在大雨滂沱中跑山，連雨傘都不帶，那雨水像無數支細針刺向我的皮膚，又涼又疼，幾聲驚雷在林梢爆裂，時不時嚇我一跳。忽然記得書上說過，偉人年輕時也是這樣鍛煉身體，名曰“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我遂脫掉衣服，拔去恐懼的冰凌，把頭髮一捋，便一路狂奔而上，就差聲聲呼嘯了。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好像是逆水而游、為生命拼搏的鮭魚。

校運會的實戰訓練是必不可少的。不過，還是不讓別人看見為妥。於是，一九九八年暑假的晚上，我幾乎都偷偷溜進新會一中的田徑場。那年的法國足球世界盃，我第一次認識了阿根廷的巴迪斯圖達。借着月光，我穿上他的戰袍——當然只是幾十元的仿品，又穿上專用來賽跑的釘鞋。如此混搭的裝扮不知會不會招來巴迪斯圖達的嗤笑。

很多個晚上我都是這樣度過，和跑山一樣，只有孤獨在陪伴我。

月光下的煤渣跑道像條銀色的河，似乎流向不可知的遠方，流向無窮無盡的歷史空間，儘管它的一圈長度其實不過三百米。而我的釘鞋踩在黝黑發亮的煤渣上發出細碎的“嚓嚓”聲，好像農人飛快的鐮刀收割成熟水稻的聲音。隨即我又想起一句詩：“記得當年草上飛”。那時我以為自己只是在練習跑步，現在明白，那是在練習如何獨自面對漫漫長夜。

母親從來都是支持我的。有一回她親臨現場，還帶着秒錶給我測八百米的成績。在晚風中奔跑，涼快與激情為自己鼓勁，測出的成績自然讓我和母親欣喜若狂。那時的母親，辦事風風火火，也有股執拗的蠻勁，跟我外公一樣。

到了秋季，校運會即將到來，我越發緊張和興奮。有時早上五點就起床，踩着單車到運動場，練上好幾趟才上學。終於，高二的校運會，我收回所有曾丟失的尊嚴，奪走了四百米和八百米的大滿貫。我是穿着巴迪斯圖達的阿根廷足球服征服對手的！

然而，我已到達生理的極限了。

儘管沒停下練習的步伐，可第二年，我拼盡全力也只是拿了八百米的冠軍。當我再次穿着巴迪斯圖達的球衣第一個衝過終點時，便立刻摔倒在地，差點起不來。我第一次對身體不適滋生了綿綿的恐懼。第二天，急需爆發力的四百米比賽，我已無力可發了。

漸漸地，我便遠離了比賽，卻沒有遠離跑道，沒有真的“刀槍入庫，馬放南山”。

大學那幾年，大學的橡膠跑道是我傍晚最常光顧的場所。小時候養成的習慣結不出足以炫耀的果實，只能變成平凡人生活的一部分。

但二〇〇四年一整年，我都沒有跑步，為的是把最後一秒都用在準備考研的奮戰中。是的，青春期殘餘的瘋狂和執着，那種不肯認輸的蠻勁，從當年的田徑跑道不知不覺移植到學業賽道上。

二〇〇五年早春，研究生考試最後一科結束的那個晚上，我迫不及待地穿上巴迪斯圖達的足球服，在校園裡重新奔跑，愉快灑脫得像身上炸掉五行山的孫行者。而圖書館前，孫中山的銅像在月光的烘托下竟顯得特別偉岸，我第一次發現，他的眼眸原是如此的明淨和堅韌。

幾個月後，我得知自己狠狠地考取了初試第一名。

再後來，我成為了辦公室的“牛馬”，又成了半個舞文弄墨的文人，一切都與運動員無關，但我從沒撂下奔跑的身影，天天用奔跑丈量生命的長度。從新會到廣州，從廣州到澳門，再到北京的胡同、雅安的青衣江邊、重慶的嘉陵江畔、青城山的竹林、咸陽原的古道、武漢黎明前的沙湖之側、長沙冬日裡的橘子洲頭，甚至日本神戶的蔚藍海濱，我都留下跑步的足印。我的衣櫃裡收藏了巴迪斯圖達所有的戰袍，我的手機裡珍藏着外公年輕時的軍裝照，還有他年邁時的微笑留影，那時的他，已重病纏身。

人生最難說的就是，“放棄”二字。

有些不放棄，是因為謀生，因為家庭。有些不放棄，是因為心中還有那團火，久久不能熄滅，就像語文老師為我點燃的文學之火。有些不放棄，是因為生活需要寬容和自知自明，就像李老師、范老師和梁老師教我的那樣。

經常有人問我今天又跑了多少公里，我笑而回答：雖然我幾乎每天都跑步，但只是計算時間，不再計較路程了。在如今的奔跑中，心頭那種焦躁、功利的狂熱早已退潮，有的只是理智的澄明。我更願意邊跑邊欣賞路氹海邊溫柔的濕地紅樹林，偶爾還能瞅見沙灘上鬼鬼祟祟的螃蟹。遠處，一艘白船劈開碧藍的波浪，不知行駛的海域屬澳門還是屬珠海。有時清晨五點多奔跑在小潭山上，看月色如玉，看星辰似海，晨與夜，竟模糊了邊界。鳥瞰，嘉樂庇大橋從山下延伸到對岸的新葡京，從寂寞安詳到通宵的璀璨熱烈，也就一剎那。我覺得，生命真是無常，在漫漫的“跑道”上甚麼都可遇見，就如同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晨跑，一不小心就闖進了“太平湖”，一個偶然就邂逅了土城路的中國作家協會。

哪怕在百年一遇的“天鴿”颱風肆虐澳門後的那個晚上，我也在媽閣廟前輕跑，穿過河邊新街被潮水漫淹後的悶熱水汽、掠過被連根拔起的參天大樹殘骸時，心有絲絲冰冷的餘悸，但內心深處還珍藏着年輕時的火熱。

此刻，在這寒晚，我又想起了領我上跑道的李華斌老師，因為有人曾賜予我難以忘懷的溫度。

其實，世間一切，皆是我的跑道。

人生有盡，跑道無垠。

譚健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