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與伊朗和解的迂迴路徑

最高領袖的角色通常是左右安撫（先偏向一個派別，然後又偏向另一個派別，霍梅尼最精於此道）搞勢力平衡。在伊朗政治中，非暴力原則（相對於利比亞和敘利亞而言），不和自己人民開戰，是一種保障政權生存及得以延續的優勢。

事後總結，“綠色運動”不只是針對選舉舞弊的示威，更是一場“改革派試圖政變”但失敗的行動。哈塔米雖未在二○○九年成功推倒艾哈邁迪 · 內賈德，卻在四年後的二○一三年大選中成功統一戰線，促成立場溫和的魯哈尼勝選總統，開始了改革派的八年執政，造就了二○一五年和美國達成的伊朗核協議 。

由二○○九年至二○一三年間，艾哈邁迪 · 內賈德第二任期內，伊朗強硬右派在政府內佔了主導地位。政府排斥左派和改革派，他們的支持者更受到打壓，政府越來越依賴赤裸裸的武力，兩派爭吵不休。

二○一一年秋天，國際原子能機構出爐了一份關於伊朗核計劃的最新報告，雖表明伊朗在二○○三年已停止核武器研製工作，但不排除其隨時重新開始而外界不知，加上伊朗在中東其他地方“製造緊張”的因素。二○一二年元旦，奧巴馬簽署了對伊朗央行的制裁法案，很大程度上切斷伊朗同國際銀行體系的聯繫，令其更難出口石油。

由於石油出口佔伊朗的經濟收入高達八成，到二○一二年一月，伊朗貨幣里亞爾在數月內貶值一半，並因加碼的制裁措施進一步下跌。二○一二年十月，伊朗貨幣貶值八成。國內通貨膨脹飆升，許多進口商品的價格變得難以承受，民眾買不起雞肉和大米等主要食品，紛紛上街抗議。同時，反美情緒在中東（包括伊朗）亦更高漲。

（世上最複雜的國家伊朗 · 七十五）

沈 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