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林燿德讀詩的夜

直到現在，仍有不少朋友跟我談起林燿德。崛起八〇年代，卻在九〇年代殞落的巨星。林過世前，我們的時代剛有傳真機、答錄機，數位與網絡還在蹣跚路上。林曾對科技沁染生活，又論又寫，我很好奇，若他在世，知道網絡以及AI，會怎麼詮釋我們的當下？

八〇年代末，林燿德擔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秘書長，多次舉辦文藝營活動。誰是理事長呢？很可能是司馬中原，或者鄭明娳？我多次在辦公室見他們閒談，誰也無法想到十幾年後，我成為《幼獅文藝》主編，雜誌由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於五〇年代創辦，後為專業管理，創辦“幼獅公司”。更難預料的是三十年後，我寫下《栽》，一篇詩與散文合體的散文，紀念我即將告別的編輯生涯。

其中一段是，“我正是在面對它、承繼它以及延續時，成為一個男人。文學沒有甚麼好年冬，也許也沒有更壞的年頭，它是一座青、連着一座青；它是一抹紅、連着一抹紅。不斷有人剛冒出頭、永遠有人功成名就。面對青與紅，我不是佛，也常得唸善哉善哉。遍看有人搶灘、有人敗陣，我不務農，更得要善栽善栽”。

林燿德雖然走得快，對我也是善哉、善栽。

世道難說。我年少時只知道含蓄。或者說，不得不含蓄，因為胸無點墨，沒有自豪出示的一字一句。有一位至今還在聯繫的謝姓朋友，是營隊的收穫，就讀輔大，貌似港星莫少聰，他的打扮要嘛西裝筆挺、要嘛拖鞋半長褲，每一種都文青。他的微笑常註寫着，“被我迷倒，是你家的事……”他曾任電視台主播，至今仍在媒體業笑着他十分惹嫌的帥氣笑容。

我跟林燿德的交誼是在營隊開始的。林積極拉攏新世代，態度非常曹操，“寧可拉錯一人，不可少拉一個”，在林燿德全面的、博愛的態度下，我得以接近協會，認識司馬中原、林水福、張啟疆、丘秀芷等藝文前輩，而我後來能夠順利主編《幼獅文藝》，極可能與當時的幼獅公司總經理馬大成，擔任協會理監事有關，他未必知道我寫甚麼，但一起聚會，共餐一席，日後看見我的名字出現在主編推薦名單上，或許曾經啊地一聲，“這個人，我見過哪！”

參加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活動時，我已是“資深文藝營學員”。資深與否該與參加次數無關，而在文學的浸養是否已經發酵，未必成為佳釀，至少也能成醋、成醬？我沒那股自信，在文字與他人面前，總感到羞愧。

還有一位難忘的前輩是詩人杜文靖。他住新莊，與台北縣文化部門交熟，於汐止、世新會館等辦理營隊。我多次帶領孩子同往。

他當時三、四歲或者五、六歲，不來聽講，而在台下等我下課。我在講台上，常得分神看台下，看孩子是睡着、醒着，玩着甚麼、畫着甚麼，有工作人員陪或者沒有，一連好幾年，北台灣文藝營是我孩子的年度盛會。我改稱杜文靖為杜大哥或“杜老爺”，而不拘泥地喊“杜老師”。這個稱謂看似簡單，着實熬了十來年。

二〇一六年六月，我離開編輯工作，更常跑營隊，擔任講師，但我總會想起自己的青澀。文藝營的夜晚，林燿德、杜文靖常帶領學員讀詩，我總有逃不掉的時候。該我讀詩了，我戰戰兢兢地讀。而今回想，咬音失準、讀錯字句都沒有所謂，誰能說失準了、讀錯了，不是另一種詩？

吳鈞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