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King”示威：對總統“皇權化”的制度焦慮

美國近日爆發的大規模“No King”示威，全國共計約2,700 餘場集會，主辦方估算參與民眾超過700萬人，示威遍及所有50個州，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大城的集會人數更以十萬計，被視為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動員之一，引來全球輿論高度關注。

若僅將其理解為黨派對立情緒，或視為民眾對特朗普“濫權”的單一反彈，其實仍不夠全面。這場示威真正反映的，是美國社會底層深處的“制度性焦慮”：總統權力是否正在超出制度邊界？美國會否出現一位民選總統卻擁有接近君主的治理模式？

總統可以強势，但不能像“國王”

美國的憲政基礎並非“擁抱強力領袖”，而是“防止任何一人凌駕制度”。總統得以存在是基於權力能被限制於法律之中。當示威者高舉“We are citizens, not subjects”時，實際傳遞的是建國時代的核心理念：公民是權力的授予者，而非統治權的臣屬；制度才是主體，總統只是制度下的行使者。

示威者所擔心的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總統“任內豁免權”

特朗普陣營提出“總統在任內不應受司法追訴”，等於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打破“沒有人能高於法律”的憲政底座，這樣總統與君主之間的距離便只剩名目不同。

忠誠高於專業與憲法

特朗普多次撤換不全然順從其意志的高階官員，如司法部長、FBI局長與國防部官員，並公開表示“我需要忠誠”。在許多學者看來，這不是單純的人事調整，而是把原本屬於國家的治理能力，轉向服務於單一領袖的個人權威。

以 Schedule F 清洗文官體系

透過重新分類大量本應“不隨政黨輪替”的職業文官，讓總統得以以政治忠誠取代專業資格，形成“政府機構個人化”。這意味着治理不再依循制度，而依附領袖意志。

制衡失能 → 行政凌駕三權

一旦總統能在制度外直接改寫權力結構，其地位便不再是“可受審查的行政首長”，而變成“不需面對制衡的最高領袖”，這正是示威者所稱的“皇權化”警訊。

共和黨的辯解，這只是奪回效率

與此相對，特朗普陣營則強調：美國官僚系統早已過度膨脹，建制菁英把持權力，實際上“把選民意志架空”。他們認為，制衡原是保護民主的機制，卻逐漸變成阻礙改革的工具；既然民意對總統授權已經明確，便理應擁有執行改革的主導權。

換言之，在他們的敘事中，這不是“總統變成國王”，而是“由民選領袖奪回應有的治理權”。這便形成了雙方認知上的根本歧異——一方視之為集權，一方視之為矯正官僚僵化。

社會真正擔憂的是“模式化”而非個人

示威者所憂慮的，其實不是特朗普一人本身，而是制度若一旦向皇權化讓步，就為後任總統打開權限擴張的模板，以後便可能成為制度性的常態。這就是為何抗議者強調：“不是怕特朗普，而是怕‘特朗普模式’成為今後總統的標準授權”。一旦制度的“防火牆”被稀釋，美國也許不會立即變成獨裁政體，但會逐步滑向“領袖優位、立法退位、司法工具化”的治理結構——一種介於民主與個人權力量化之間的新型態政治。

從短期看，這場No King示威難以撼動特朗普的執政基礎，但其長期意義卻在於把社會疑慮公開化，迫使最高權力重新回到制度檢視之下。示威不在於改變政策走向，而在於提醒白宮和民眾：政治合法性不是一次選舉就永遠確立，授權不是無限期租約，必須透過“被懷疑、被挑戰、被審視”來持續更新，而制度才是權力的邊界。總統可以強勢——就算他是自己選出的，但不可以變成制度之外的“最高者”，必須時刻警惕：他不能真的變成國王。

容永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