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片之最 　 捨我其誰？

——談《瘟室》

每逢書展，必有好書推介。但書本也如一幣兩面，不論從寫作、娛樂、求知，抑或啓思角度，不好看的書籍和電影，其價值有時不亞於一本必讀經典。尤其當一部爛片差到極致，隨年月過去，進化成絕世喜劇，那份意想不到的人生樂趣，絕非金錢可以衡量。

今年六月，香港海運戲院正式結業，臨別秋波，院方大搞盲盒放映之噱頭，其中重映西片《瘟室》(The Room)的決定，教一眾影迷興奮莫名，片末更以全場亢奮扔塑膠匙羹的方式，向這部稀世奇片致敬。這個觀影互動的指定動作荒謬而有趣，但全無惡意。事緣在片中某些場景，背景的相框內放的不是照片，而是一些隨框附送的樣本圖像，當中有幾張就是湯匙的圖片。在《瘟室》中自編自導自演的湯米 · 維索，未知是否身兼多職，分身不暇；抑或粗心大意，犯下低級錯誤；還是刻意為之，營造另類美術風格，總之客觀事實就是：湯匙圖片在牆上高高掛起，導演直接拍攝，完全不以為意。智力正常的全球觀眾，個個金睛火眼，發現一隻又一隻充滿後現代主義色彩的湯匙之後，紛紛覺得莫名其妙，於是在《瘟室》的午夜場，就出現了一種帶有幾分宗教色彩的集體儀式：每當畫面上出現“湯匙相框”，觀眾隨即大喊“Spoon!”，然後朝熒幕扔出膠匙羹，對一代“爛片”戲謔一番。

天下間珍饈百味，不一定只存在於米芝蓮的美食宇宙，街頭巷尾的小食，也可以充滿驚喜；在電影世界，康城影展固然要關注，但民間“邪典”(cult classic)的殊榮，要得到也需要一點橫財運的命格。《瘟室》以極低的製作質素、怪雞的劇本和無比尷尬的演技，成就湯米 · 維索的演藝事業，其人其事，早就載入電影史冊。《瘟室》故事氣魄宏大，集愛情、背叛與友情於一身，片中由維索飾演的莊尼是一個“好人”，卻慘被未婚妻麗莎和好友馬克背叛，但整部電影的劇情發展和人物動機，不是牛頭不搭馬嘴，就是完全多此一舉，許多支線根本可有可無。例如麗莎的母親無端出現，説自己得了乳癌，往後故事就再沒提過。維索對電影事業看似滿腔熱誠，《瘟室》更由他自資拍攝，但其表演方式卻並非人人懂得欣賞：戲中的莊尼表情僵硬、語調古怪、上文下理不合邏輯、更不時失驚無神拋出經典對白“Oh hi, Mark!”。

論劇本和後期製作，《瘟室》同樣乏善足陳。全片的導演風格缺乏連貫性，角色之間的互動異常“燒腦”，讓觀眾相當困惑，再加上對白極不自然，情節跳脫無常，故事發展毫無過渡可言。在技術層面上，《瘟室》也是電影製作上難得的反面教材：鏡頭運用不當、剪接突兀、同一配樂重複使用、場景安排不合常理，例如某些戲中的“天台”，明顯是室內佈景。但種種電影理論上的缺點，卻意外造就了《瘟室》這個怪胎，當中的笑位百出，也讓全球影迷津津樂道。所謂有心栽花花不發，電影本意是一部驚天動地的愛情悲劇，卻因上述各種失誤，不只令湯米 · 維索成為另類“喜劇之王”，《瘟室》也因而成為廣大影迷心情低落時的心靈爆谷。

邪典電影繁多，《瘟室》能鶴立雞群，當中反映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又應該如何解讀？票房失利、口碑奇差，但因其獨一無二的怪誕風格，逐漸積累一群忠實觀眾，以反主流的角度審美，並引起他們的崇拜與共鳴，以上種種，都是一部邪典極品的必備元素。於是《瘟室》失敗之極端，反而創造出另一種觀影的樂趣，影迷在看電影之餘，其實更享受大家在電影院一起喊台詞、扔膠湯匙、模仿角色語調等互動，變相補償部分都市人在生活上的孤獨和疏離感。當愛好《瘟室》的影迷以一種曲低和眾的態度自得其樂，這種現象本身已是一種對傳統文化品味的顛覆。一九七九年，法國社會學家皮耶 · 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著作《區判：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中，直指品味就是階級的符號。所謂的“高雅”，往往是上層社會製造出來的規則。

正因湯米 · 維索完全不按牌理拍戲，不惜以棺材本攝製《瘟室》，這份對夢想的堅持，最終雖然換來全世界的冷嘲熱諷，商業上更是一敗塗地，但當俗世的價值觀被完全推翻，《瘟室》的出現，卻弔詭地令他置諸死地而後生，化身類似電影《小丑》裡的悲劇英雄，成為一個時代邊緣人的象徵。Cult片的價值，有時並不在於作品本身，而是觀眾如何用一部大眾眼中的劣作，去完成一種滿足群體心理的次文化活動。尤其在這個信息超載、真假難辨的失序時代，我們也許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荒誕，在《瘟室》之中盡情狂笑，以笑到飆淚的雙眼，冷對現實中的反智與失常。

韋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