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可以從鄭觀應的經濟思想中學到甚麼？

中華文明五千年，孕育了無數偉人。例如，孔子（西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是一位舉世聞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孔子學院在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開設漢語課程，頗受歡迎。

中國還有很多其他偉人。他們或許不如孔子出名，但也對國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鄭觀應（一八四二至一九二二）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澳門居住期間，完成了著作《盛世危言》（一八九二年）。在書中，他就中國應該如何實施政治經濟改革、發展教育、自衛強國、抵禦外來入侵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這本書對許多中國人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包括成功領導了中國革命並於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毛澤東。

一八四○年，英國海軍入侵中國，引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此後，西方列強屢屢壓迫中國，許多中國人開始思考：中國為何如此貧弱可欺？

鄭觀應認為，西方列強的軍事入侵給中國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其目的是掠奪中國經濟資源。他認為，與“兵戰”相比，“商戰”的破壞力和殺傷力比前者更大。因此，“習兵站不如習商戰”，因為僅靠軍事力量不足以保衛中國。只有發展經濟，使國家強盛，才能抵禦西方的軍事入侵。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鄭觀應主張創立現代化企業，興建鐵路和電報等基礎設施，建立銀行體系，發行紙幣，打破外國金融壟斷。他還主張推行教育改革，引入西方科學技術，培養更多人才和技術工。

鄭觀應批評清政府對民間資本採取打壓政策，主張保護和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他建議設立中央經濟管理機構，制定有關法律，以保護私有財產權和商業契約，並鼓勵為民間商人組建商會。

面對西方的壓迫，鄭觀應建議中國要積蓄國力，正確觀察國際形勢，適時運用國際規則，廢棄西方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和屈辱性條約。他指出：“如我力量不足，當忍辱負重，相與羈縻，待力量既足、權操必勝、有機可乘之時，則將平日所立和約，凡於國計民生有礙者，均可刪改。”他甚至認為，“如彼重稅我出口貨者，我亦重稅彼進口貨以報之，亦以恤我商者制彼商也。”

思想無國界，智慧無疆界。巴西和其他拉美國家可以從鄭觀應的思想中汲取有益、寶貴的啟示：

首先，拉美需要加倍努力發展經濟。拉美地區的GDP從一九六○年的790億美元增長到二○二四年的7.3萬億美元。然而，由於貧困問題十分嚴重，因此，這種增長仍顯不足。

為了加速經濟增長，拉丁美洲必須加大對各領域（尤其是高科技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包括來自中國的投資。此外，拉美還應該妥善處理國家與市場的關係。

其次，拉美需要更加重視教育。無論是在鄭觀應時代還是在全球化時代，教育始終是任何國家克服各種挑戰、確保未來繁榮的根本和關鍵。儘管拉美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年輕的人口結構，但其經濟增長仍然受到多種因素的阻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技能嚴重短缺，這與教育事業（尤其是基礎教育）的不發達有關。毫無疑問，投資人力不僅是教育目標，也是拉美在全球舞台上充分發揮其巨大潛力的必要條件。

再次，拉美要更加勇敢地反對霸權主義。拉美的實力與美國的實力極不相稱，因此，該地區要改變“離美國太近，離上帝太遠”的現實並非易事。在可預見的未來，拉美地區在資本、市場和技術方面將繼續依賴美國。為了減少這種依賴，拉美必須發展對外經濟關係的多元化。此外，拉美在面對美國霸權主義時不能軟弱，而是要展現更強的鬥爭精神。美國總統特朗普出於政治動機，對巴西徵收高關稅。巴西總統盧拉不屈不撓，這是難能可貴的。與鄭觀應時代的中國相比，如今的巴西畢竟要強大得多。

兩百多年之前，中國的茶樹苗經澳門運到巴西。不知《盛世危言》一書是否伴隨着茶樹苗抵達巴西。如今，我們正處於資訊時代，巴西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的人民應該不難了解這位中國著名人物的思想。

澳門科技大學

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江時學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牟泓錦譯自巴西Disparada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