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中小企的過去輝煌、現狀挑戰與未來機遇

前 言

澳門中小企業作為本地經濟的重要支柱，自一九六○年代起，歷經製造業黃金時代、博彩業主帶動的服務型經濟轉型與蓬勃發展，深度調整期、疫情衝擊與疫後復甦等多個不同發展階段，總體而言呈現出“數量多、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小”等特點。當前澳門中小企業面臨北上消費衝擊、數字化轉型滯後、人口老齡化等挑戰，但同時也迎來了粵港澳大灣區融合、橫琴深度合作區建設以及中葡平台優勢等重大機遇。未來，澳門中小企業需通過科技賦能、品牌升級、跨境合作等創新路徑，積極融入區域發展，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本文先回顧過去輝煌發展，剖析近期與目前面臨的結構性挑戰，以及未來的轉型機遇，並從政策支持、區域協同和產業創新等不同維度提出佐證，期盼澳門中小企業在新形勢下順利轉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

一、澳門中小企業的過去：曾有的輝煌與掙扎

澳門中小企業的發展歷程，本質上反映了澳門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製造業的黃金時代，到回歸後博彩業主導的服務業轉型，再到面臨的結構性調整壓力，澳門中小企業經歷了輝煌的複雜發展過程。

（一）第一階段：製造業中小企業黃金時代（一九六○至一九九九年）

澳門製造業曾在此段時間蓬勃發展，堪稱中小企業的黃金時期。在自由港政策和廉價勞動力的雙重優勢推動下，澳門形成了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獨特產業生態。這一時期的發展得益於多重有利因素的匯聚。國際貿易環境為澳門製造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西方國家對澳門產品提供的進口優惠，以及對香港產品實際實施的進口限制，使澳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獲得了差異化的市場准入條件。那時澳門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相比香港更低，為製造業發展提供了成本優勢。

人口結構的變化為製造業發展注入了充沛的人力資源。七十年代，緬甸、柬埔寨數萬華僑移居澳門，八十年代內地有數萬人移居澳門，為澳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增長輸入了大量廉價勞動力。這些新移民多具備一定的技術基礎和工作經驗，為製造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支持。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六年間，澳門工廠由949間增加至1,546間，工業就業人數達76,248人，其中873家為4人以下的小型工廠，佔全澳工廠總數的56.5%，平均僱用工人僅2.63人。這些以家庭作坊為主的中小企業普遍採用“出口加工”模式，分散在澳門各區，成功將澳門打造為亞洲重要的出口加工基地，創造了澳門製造業的黃金時代。

製造業結構呈現明顯的行業集中特徵。紡織製衣業是澳門製造業的主導，一九六○年紡織製衣出口佔澳門出口量的50.7%，一九六九年更上升至71.6%。同期漁業佔9.2%，爆竹、神香、火柴共佔7.1%，形成了以輕工為主導的多元化產業結構。

（二）第二階段：回歸後博彩業擴張期（

一九九九至二○一三年）

澳門於一九九九年回歸後，受益於“一國兩制”優勢和中央支持，迎來了博彩旅遊業的國際化發展與快速成長，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了特殊的市場環境。二○○二年是博彩業開放的關鍵轉折點，特區政府通過了《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引入了國際博彩業財團，推動了博彩業國際化與全面盛開的全新局面。這一變化不僅帶動了二○○三到二○○七年之間GDP年均增長24.3%的高速發展，博彩業的繁榮也為中小企創造了大量商機；但同時，資源集聚效應開始顯現，商業租金和人力成本快速攀升，給中小企業帶來結構性隱患。其間為了應對非典型肺炎局勢，二○○三年內地開放港澳個人遊簽註，一年之內，內地赴澳旅客同比增長35.4%，達至574.2萬人次，內地取代香港成為澳門最大客源地。這一變化直接刺激了以旅遊服務為導向的中小企業創業熱潮，特別是與博彩旅遊業配套的批發、零售、餐飲、住宿、交通等行業需求的發展。

這個時期，澳門整體經濟飛速發展。但同時澳門中小企業也開始呈現兩極分化特徵。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字顯示，新成立公司數目在十年間，由二○○三年的1,597間增加至二○一三年的4,481間，年均增長10.8%，其中批發零售業（佔31.5%）、工商服務業（18.1%）及建造業（19.6%）成為主導行業。然而，深入分析資本結構可見，70.5%的新公司資本額不超過5萬元，其總資本貢獻率僅為6.9%，而佔1.1%的大額資本企業（大於100萬元）貢獻了75.3%的總資本。這種“量多質弱”的格局使中小企業群體在享受博彩經濟紅利的同時，也堆積了抗風險能力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三）第三階段：政策調整與新冠疫情特殊時期（二○一四至二○二三年）

首先是二○一四至二○一六年之間，澳門博彩業進入深度調整期，內地政策調整等因素，使博彩毛收入在二○一四年同比下降30.4%，二○一五年GDP增速更下降20%。這一變化直接衝擊了高度依賴博彩業的中小企業生態。一方面，遊客消費減少導致零售、餐飲等相關行業營收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博彩業長期累積的結構性矛盾集中爆發：收入減少但商業租金仍居高不下，人力成本也持續攀升，使中小企業陷入“客源減少但成本難降”的雙重困境。直到二○一七至二○一九年間，雖然情況有好轉，但仍沒有回到二○一四年的高峰，持續調整收縮。在這段時間之內，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市場需求減少。遊客消費的大幅下滑導致零售、餐飲等相關行業營收縮水。其次隨成本壓力加大。博彩業長期擴張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集中爆發，商業租金居高不下，人力成本持續攀升。第三是融資環境改變。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放貸更加謹慎，企業現金流普遍緊張。統計數字反映了這一時期的調整壓力。新成立公司數目於二○一五年第四季下降至1,048家，雖然二○一八年小幅回升至1,360家，但注資波動劇烈，由二○一七年的59.7億澳門元下降至二○一八年的27.7億澳門元，反映投資者信心不足及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

之後在二○二○至二○二三年期間，全球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澳門中小企業也不例外，受到全面系統性衝擊。旅遊消費市場急凍，零售、餐飲等傳統行業陷入經營困境。根據統計資料，二○二○年澳門的入境旅客人數較二○一九年下跌八成五（入境旅客近590萬人次）。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澳門特區政府緊急推出了“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的組合政策，例如：

在促進消費層面，先後推出“消費補貼計劃”和“電子消費優惠計劃”等多輪措施，二○二○年至二○二二年十月累計向市場注入超151億澳門元，其中約98.9億直接流向中小企業，佔比達65%。

紓緩資金困難方面，通過“中小企業扶持計劃”臨時發放條款、“銀行貸款貼息計劃”等措施幫助企業獲取流動資金。政府還推動銀行實際實施“還息暫停還本”政策，延長貸款期限至二○二三年底。稅費減免，二○二○年至二○二二年實際實施職業退稅、所得補充免稅額維持6,000萬澳門元等政策，累計為企業減負超百億。

在刺激商業和市場方面，推出涵蓋低收入僱員、自由職業者和商業經營者的三輪支持計劃，同時推出“澳人食住遊”本地遊計劃，截至二○二二年十月，吸引超過4,400萬人次參與，帶動162家旅行社、70家酒店和近千名旅遊經營者就業，為澳門創造1.96億元經濟效益。

（四）第四階段：疫後復甦與澳琴深度合作期（二○二四年至今）

疫情之後澳門旅遊市場全面重新開放，澳門中小企業也正處於疫後復甦的關鍵時期。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據顯示，二○二四年澳門新設企業4,555家，較上年減少456家，解散企業1,098家之後，實際淨增3,457家。這一數據反映了市場的理性調整：一方面，企業總量保持穩定增長；另一方面，市場出清機制發揮作用，缺乏競爭力的企業退出市場。從行業來看，新設企業主要集中在批發零售業（1,509間）和工商服務業（1,322間），合計佔比超過60%，顯示服務業仍是創業的主要領域。值得注意的是，建築業新成立企業893家，數量頗多，反映了基建投資和建築市場的活躍度。隨着互聯互通全面恢復和訪澳旅客逐步回升，傳統服務業獲得喘息機會，但同時也面臨更加複雜的發展環境。

一方面，“澳車北上”政策帶來的北上消費潮對本地企業形成衝擊；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均為企業拓展發展空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二○二四年底澳門迎來回歸二十五周年里程碑，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臨澳門，為澳門的發展提出建議、指出方向。隨着上述區域融合以及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方向，越來越多的澳門中小企業開始探索跨境發展模式，例如通過在橫琴設立分支機構、開展跨境電商業務、參與大灣區產業鏈分工（如澳門研發、橫琴製造）等方式，企業正從單純依賴本地市場向區域化協同轉型。

（五）小 結

回顧澳門中小企業歷史發展，可總結以下幾個突出特點。第一，外向依賴性強。無論是製造業時代的“兩頭在外”模式，或服務業時代對博彩旅遊業的依賴，澳門中小企業自始至終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和外部因素，自主發展能力相對有限。第二，周期性波動明顯。從製造業配額制變化到博彩業政策調整，澳門中小企業發展深受外部政策環境影響，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波動特徵。第三，結構調整被動。產業轉型是被動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結果，缺乏主動的戰略規劃和前瞻性佈局。第四，政府支持依存度高。在每次重大調整中，政府支持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尤其疫情期間更明顯。中小企業對政策支持的依賴程度較高。 （上）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劉丁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