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島輝映 · 和韻東方
——澳門中樂團《東方之光》探析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澳門中樂團在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張列帶領下，在澳門文化中心以一場精心策劃的《東方之光》音樂會，拉開了二〇二五至二〇二六樂季的序幕。這不僅是一場聽覺的盛宴，更像是一次深具文化意義的東亞音樂對話。
音樂會以澳門為圓心，以中日韓三國傳統與現代音樂語彙為半徑，透過委約新作與經典改編，展現了東亞文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精神內核，用音樂繪製出一幅絢麗的東亞文明共生圖景，深刻呼應了澳門作為“東亞文化之都”的主題。
本土意象的敘事與昇華
音樂會上演的兩部由澳門中樂團委約作品，各從不同維度刻畫這座城市的多元面貌。英國作曲家埃里克 · 沃森(Eric Watson)的《澳門之夜》以三段式結構巧妙再現了澳門的日夜交替與歷史層次。值得稱道的是樂團對動態變化的細膩處理，精準地捕捉了作品的內在張力：彈撥樂與打擊樂迅疾漸進的節奏交錯再現了都市的喧囂與活力；而當笛笙奏出溫暖而深邃的抒情旋律時，彷彿歷史的帷幕緩緩拉開。這種從“當下”的歡騰到“過去”的沉思，再回歸“現在”的敘事結構，在樂團的詮釋下層次分明，完成了對澳門“既是娛樂場也是博物館”這一複雜身份的深刻認同。
新加坡作曲家王辰威的《澳門明信片》則以“地標敘事”構建文化認同，可說是一部用聲音鑄造的文化考古式創作。三個樂章分別對應媽閣廟、大炮台、議事亭前地，音樂動機兼具象徵性與歷史縱深：第一樂章以《天烏烏》及《平湖秋月》的旋律勾勒天后傳說，第二樂章引用葡荷文藝復興時期管風琴曲素材演繹殖民歷史的碰撞，第三樂章則是沸騰的民俗狂歡，廣東音樂的俏皮律動與葡萄牙民間的“法朵”音樂的憂傷旋律奇妙共處。作品體現了作曲家對中西音樂材料的嫺熟駕馭，而樂團的演繹則賦予其鮮明的戲劇張力。
東亞民謠的交響化轉譯
日本北海道民歌《拉網小調》（顧冠仁編配）以勞動號子的節奏為基底，加入彈撥樂器的顆粒性音型模擬網繩拉扯的質感，樂團演奏時強調節奏的韌性與集體協作般的整齊度，極具現場感染力。韓國白大雄的《南道阿里郎》（趙弟軍編配）是以珍島與密陽阿里郎為基底改編，加入的韓國四物樂器（大小鑼、長鼓及圓鼓），使樂曲既保留了原曲的民間質樸與音聲，又賦予其交響化的層次與儀式感。
跨文化對話的音樂豐
碑：《東方之光》組曲
作為音樂會核心，民族交響組曲《東方之光》由中、日、韓三國作曲家分創樂章，以音樂構建東亞文明共同體的精神圖景，四個樂章構成了一個起承轉合、意境逐層昇華的宏大整體。
第一樂章《蓮風雅頌》（中國作曲家羅麥朔曲）以《詩經》風、雅、頌三體為結構，作品將看似對立的音樂元素——葡萄牙法朵音樂的悲情、潮州鑼鼓的喧騰、廣府音樂的流暢——通過“蓮”的意象完美統合。樂團處理這種多元風格的拼接可說是舉重若輕：哀而不傷的法朵旋律，熱鬧不喧的潮鑼段，所有元素最終在“頌”的段落中歸於莊嚴肅穆，象徵着澳門這城市的獨特歷史脈絡及其多元文化在精神層面的昇華。
第二樂章《風弦之光》（日本作曲家和田薰曲）使日本的“陰陽”哲學與“雅俗”觀念透過樂器對話得以具象化：三味線（蓑田宏大）的節奏性彈奏與尺八（元永拓）氣息的微妙變化在不同的樂段中，中日樂器的音色差異被轉化為互補而非對立，同時體現了作曲家對“融合”的深刻理解。中樂團在其中扮演了橋樑般的角色，以豐富的音響背景烘托兩國演奏家的音樂對話。
第三樂章《PuSal薦度》（韓國作曲家朴范勳曲）以韓國巫俗儀式為基調，引入牙箏（韓林）、篳篥（邊祐琳）、大笒（金相奉）、奚琴（樸阧俐娜）等傳統樂器與中樂團對話。牙箏的撕心裂肺、篳篥的悲鳴、奚琴的哭滑，大笒的搖動與中樂團的低沉長音和密集節奏形成強烈對比。作品震撼之處在儀式感的營造：打擊樂組類比薩滿舞蹈的節奏脈動，管樂器的嘶鳴與弦樂群的長音構建出“薦度”的宗教空間，就像一場引導亡靈穿越陰陽邊界的盛大儀式。
第四樂章《東方之光》（中國作曲家趙麟曲）以“光”的意象貫穿，巧妙運用三國代表性樂器：日本尺八、三味線，韓國大笒、牙箏及中國琵琶（江洋）與中阮（邸琳）解構與重組，成為一種全新、共生的交響語言在交響空間中對話，並最終昇華為具有宗教神聖感的齊鳴。樂團的演繹氣勢恢宏而又細膩入微，尤其在漸強式的結構推進中，展現出對動態與色彩的控制力，在宏大的音量中依然保持了每個聲部的清晰質感，最後以震撼的音響光芒為整部作品劃上句號。
以音樂作為文明對話的紐帶
澳門中樂團以這場開幕音樂會，為其新樂季樹立了一座耀目的燈塔，也為自己奠定了作為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內一支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的地位。這束“東方之光”，不僅在於其對“東亞文化之都”主題的深刻回應，而是以澳門中樂團自身為平台，讓民族音樂既可扎根於特定文化土壤，亦能在交響性寫作中實現超越性的表達，這種“和而不同”的哲學，或許正是東方之光真正照耀之處。
這場開幕音樂會為樂季設立了高標準，也預示着澳門中樂團在推動民族音樂當代化與國際化進程中的前瞻性視野。
（圖片來源：文化局）
陳明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