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在澳首被翻譯成外語

十六世紀末，隨着大航海時代推進，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耶穌會士羅明堅和利瑪竇以澳門為起點，開啟儒家經典西譯的先河。

一五七九年，羅明堅作為首位被派往中國的耶穌會士抵達澳門，開始系統學習漢語；一五八二年，利瑪竇亦抵達澳門。兩人在澳門聖保祿學院接受語言訓練和文化學習，該學院不僅是傳教基地，也是耶穌會在東亞最早的學術中心，提供漢語、神學與科學教育。羅明堅在澳門期間嘗試翻譯中國儒家經典片段。據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保存的手稿顯示，羅明堅於一五八○年完成了《四書》的拉丁文節譯，其中包含《論語》部分內容。這些手稿內容側重倫理格言（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服務於傳教需求，以貼合基督教義為主。手稿並未出版，僅作為內部學習資料流傳，但被學界視為歐洲最早的《論語》翻譯嘗試。由於澳門缺乏精通儒家經典的中國學者，這些翻譯依賴於有限的二手資料或口述解釋。

中西思想碰撞“實驗室”

一五八三年，羅明堅與利瑪竇獲准進入廣東肇慶，得以直接接觸儒家思想。羅明堅在肇慶完善《四書》譯本。利瑪竇與士大夫瞿太素合作研讀《四書》，修正澳門時期的翻譯錯誤，並通過書信向歐洲介紹《論語》思想，例如，一五九三年利瑪竇致函耶穌會總會長，強調《論語》與基督教倫理的兼容性。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一六○三年）中大量引用《論語》，並採用“適應策略”將儒家“天”與基督教“上帝”類比，推動文化融合。

因此，對於《論語》的翻譯，若以“片段化成果”為標準，羅明堅在澳門的嘗試可視為“首次”；若以“完整傳播”衡量，則利瑪竇在內地的工作更具影響力。比利時漢學家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指出：“羅明堅的澳門手稿是歐洲接觸《論語》的起點，但利瑪竇的詮釋使其成為歐洲思想史的一部分”。

羅明堅在澳門的片段化翻譯，標誌着《論語》西譯的歷史性開端，但《論語》的學術深化與思想傳播則通過中國內地實現。澳門作為“翻譯的搖籃”，在語言準備、文獻中轉和文化適應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門的特殊地位使其成為中西思想碰撞的“實驗室”。

東 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