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改革下的福利國家挑戰

近期，美國國會通過了《大而美法案》，其中的稅制改革，旨在延長二○一七年《減稅與就業法案》中即將於二○二五年底到期的多項稅收條款，並進行若干修訂。新法透過大規模調降企業所得稅和多數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率，以刺激經濟投資、促進產業回流與創造就業機會。

例如，永久化第199A條款下的百分之二十合格商業收入免税，繼續支持個體經營者和合夥制企業；對購買美國製造的汽車，車貸利息在限定期間內可享有最高一萬美元的稅額抵扣；將州與地方稅收抵免上限從一萬美元提高到四萬美元，為期五年；另推出小費免稅制度，允許民眾在稅款中扣除一定金額的小費與加班費，期效至二○二八年等。同時，為了支撐減稅帶來的財政缺口，法案中對聯邦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特別是醫療補助和補充營養援助兩大項目，作出了大幅度削減。

《大而美法案》下的福利削減爭議

這些削減社會福利的措施，成為美國是次稅改最具爭議的關注點之一。不少反對聲音認為，削減公共資源會加劇低收入與弱勢群體的生活壓力，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不公等問題惡化。其中，美國的醫療補助是一項由聯邦與州政府共同資助的公共醫療保險計劃，旨在為低收入者、孕婦、兒童、長者與殘疾人士提供醫療服務。該項目是聯邦支出中，佔比最大的社會福利計劃之一，《大而美法案》對醫療補助加入更多限制與資格要求，包括對部分受益者增設工作時數的要求，以及將一年一次的註冊，改為每六個月重新註冊一次，並需要提供更多收入與居住證明等。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法案調整後，未來十年內將有近一千二百萬人失去醫療保險。另外，補充營養援助計劃是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的一項糧食援助福利，俗稱“糧食券”，其目的是幫助低收入家庭、長者或殘疾人士獲得基本的營養食品。據相關估算，補充營養援助福利削減後，最終可能會影響約四千萬人的福利。

稅收的國家治理功能

要理解這次美國稅制改革和福利調整的深層意義，必須回溯到“稅收”這一現代國家治理工具的社會與經濟功能。稅收不是單純的國家“收入籌措”，而是經濟與社會政策聯動的關鍵節點。第一，稅收為國家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必要的資金來源，確保醫療、教育、國防等領域有足夠投入。第二，透過設計累進稅率、資本利得稅與針對性產業稅種，稅收系統承擔起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任務。透過再分配機制，國家能將高收入群體與企業所得部分轉化為對貧弱階層和需要幫助者的直接或間接支持，緩和發展過程中的兩極分化現象，維繫社會整體的公平與穩定。進一步而言，稅收還具有引導市場與消費、調節產業發展、促進就業和鼓勵創新的政策功能。政府可藉稅收優惠引導企業投資方向，調整消費行為，或應對人口老化、數位轉型等結構性挑戰。此外，開放、透明的稅收體系，也促進不同社會階層對國家治理產生參與感與信任感，是現代國家達成社會凝聚力的重要制度基礎。而美國是次稅改導致的社會福利調整，再度引發“國家如何分配財富與風險”的根本議題。

稅收再分配與福利體制

談及稅收與福利支出的關係，不免要將之放入更宏觀的福利國家比較脈絡。在全球範圍內，不同國家因應其人口、經濟、制度及社會文化，採取了不同的福利政策，從而形成不同形式的政策組合。根據社會政策學者埃斯平 · 安德森在其一九九○年名著《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中提出的福利體制理論，分析和歸類發達國家不同的福利政策體系，從而解釋各國社會權利、福利分配與社會結構的差異。在該理論中，將現代福利國家劃分為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保守主義三種福利體制的主要類型。“自由主義”福利國家以美國為代表，國家課稅和福利支出比重均相對較低，強調市場自由、個人責任與經濟效率的核心價值，基本保障針對最弱勢群體，福利以精準、針對性補貼為主，社會流動取決於個人奮鬥，國家偏向於“安全網”保底角色，因此一旦推動減稅，福利縮減往往並行發生。相對而言，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例如瑞典、丹麥，則採高稅負換取高福利的制度設計，福利高度普及與去商品化，強調國家全面保障，尤其在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方面，重視平等、社會整合與財富二次分配，這種制度既拉近了社會距離，也大幅減緩經濟震盪對基層家庭的衝擊。而德國、法國等歐陸國家則建構“保守主義”福利模式，稅收比例適中，更強調家庭與職業身份的連結，福利和社會保險覆蓋面廣但與勞動參與緊密相連。

在此框架下，美國《大而美法案》的稅收與福利策略，充分表現出自由主義福利國家對市場機制、個人自負責任的價值取向。企業與高收入者經稅改獲得更大資金運作空間，政策設計寄望於經濟規模擴張式增長帶來更廣的利潤溢出，部分緩解基層就業與收入。但社會安全網覆蓋範圍與普及性較有限，配套社會福利政策將公共資源集中投放於貧困或特殊需要者，而對其他群體則偏重於私人與市場自行調節。

稅收政策與社會保障的未來路徑

當前，在科技變革、人口老化、產業結構變動、全球經濟新風險下，任何福利國家體制均需面對“財政可持續性”與“社會需求成長”的雙重壓力。世界各主要經濟體正試圖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尋找稅收與社會保障的最佳平衡點。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福利制度都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最終的選擇往往取決於國家的核心價值取向與社會共識。以北歐國家為例，其高稅收與高福利的模式雖然確保了社會公平，但也面臨勞動力市場僵化與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而政策的選擇不僅反映了各國的國情差異，更揭示了全球福利國家在應對新時代社會變遷時的共同困境與創新嘗試。

未來，隨着社會結構的持續轉變，各國的稅收與福利政策必須更具彈性與針對性，才能適應多元且動態的社會需求。任何制度設計都是價值權衡的結果，關鍵在於如何在效率與公平、個人自由與集體責任之間找到適合本土發展階段的平衡點。例如，針對不同年齡層、職業群體與地區特點，設計差異化的福利方案；同時，透過數位化工具提升政策執行效率，並加強跨國合作以應對全球挑戰。

政策的調整，應該兼顧經濟發展動能以及社會公平正義，以保障民眾的安全感與社會信任，透過建立一套因地制宜、具持續性且能促進社會整合與階層流動的良性政策組合，從而實現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的雙贏目標。

陸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