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社會的困境

日本學者的著作一向以簡約見長，主題明確，小標題環環相扣，帶有一種極具條理的敘述風格。山田昌弘的《不婚社會》正是這類作品中的典範。全書以前半部分剖析日本傳統社會（二戰前）的婚姻結構為基礎，後半部分聚焦當代日本“結婚難”現象，揭示了從家族本位到個人本位的轉型，以及整體社會經濟變遷對婚姻意義的深刻影響。

在二戰前的日本社會，個人深深嵌入家族的網絡中，家族的血緣關係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與角色。在這樣的結構下，婚姻更多是一種家族間的資源聯結與延續方式，而非個人的情感選擇。當時，婚姻的核心價值在於維持家族的穩定和延續，即使是婚外情，也往往被視作可以接受的現象。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即使不結婚，也能通過其他途徑找到自身的社會位置，例如選擇出家或投入宗教活動。

二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了社會的急劇轉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使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家庭結構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個人逐漸脫離家族，依靠自身的經濟能力來建立家庭。在這樣的背景下，婚姻從傳統的家族延續工具，轉變為個人獨立的象徵，並更強調兩人之間的感情聯繫。山田昌弘指出，城市化進一步促進了跨背景人群的相遇，使婚姻成為經濟合作與情感寄託的雙重體現。然而，這種轉型也是一柄雙刃劍——婚姻在心理層面上承擔了更大的壓力。個人不再依賴家族，也無法再依靠家族，心靈的寄託只能轉向配偶，這使婚姻成為人際關係的中心。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後，日本經濟陷入衰退，社會結構再次面臨挑戰。穩定的正式職位愈加稀缺，婚姻的經濟基礎變得更加脆弱。此外，源自一九六〇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性解放與全共鬥運動，讓戀愛與婚姻的關係進一步分化。越來越多人認為，戀愛對象不一定是結婚的最佳候選者，女性則更傾向於尋求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作為結婚對象。與此同時，婚後生活的高成本與高標準，進一步加劇了“結婚難”的現象。

在此背景下，日本社會對伴侶與人際關係的獨特思維方式，也進一步形塑了婚姻困境。山田昌弘特別提到，在日本，無論未婚或已婚，透過夜總會花錢找人聊天是被普遍接受的現象，但這樣的行為在歐洲則難以理解，因為歐洲人更傾向於通過酒吧等公共空間建立人際連結。此外，日本文化中的“說三道四”現象，也在無形中影響了婚姻選擇的壓力。正如山田昌弘指出：“只有在選擇的對象被視為不合格時，才會引起議論。”這種現象與《菊與刀》中提到的日本人的羞恥心文化有相似之處——人際交往中的合適性被視為非常重要。但有趣的是，當代日本社會的非議更多針對伴侶的選擇，而非單身狀態本身。

當然，“結婚難”並非日本特有的現象。在其鄰近地區，甚至可以看到“不婚主義”的發展傾向。然而，山田昌弘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在探討“結婚難”時，將人類行為與經濟模式的發展緊密結合，認為經濟結構深刻影響了婚姻的形態。因此，若我們的社會希望推動“結婚”，僅僅訴諸感情或文化是不夠的，改善經濟模式才是關鍵。

李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