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意誤傳三分險

世間上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少，翻譯大概是其中之一。在《橋畔譯談新編》中，作者金聖華教授曾言，譯者為譯著付出的心血與精力，絕對與所得報酬不成比例。然而在譯途之上，多年以來還是一直有許多高手前仆後繼，樂此不疲，不外乎是一種“人家不做我來做”的使命感：“在默默耕耘、埋頭苦幹中，為傳遞文化獻出一己的力量。他們的奉獻與努力，的確令人景仰與感佩。”

從食肆餐牌菜式、刺青文字、公共場所告示、外語電視節目字幕，以至外國文學經典，形形色色的翻譯早已融入生活，教人捧腹的例子更不時可見。如果“翻譯”不過屬玩票性質，純粹娛樂大家，那當然無傷大雅。然而翻閱歷史，翻譯若無視文化之別，輕則鬧出笑話、或破壞文學原著精髓，重則影響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甚至落得人頭不保的悲慘下場。例如十八世紀中葉，一名叫詹姆斯 · 弗林特(James Flint)、漢名洪任輝的英國商人，於東印度公司擔任翻譯時，因要求擴大在中國的貿易範圍，後不顧違反律例之險，遭圈禁於澳門；代寫訴狀並呈狀詞的四川商人劉亞匾，更因觸犯訟棍教誘主唆、為外夷商謀砌款罪而遭處決。

“在外交事務上，口譯總有其特定的社會與政治語境。曾從事口譯的人，對此會更加了解。這種情況為口譯者賦予權勢，同時亦將他們置於險境之中，這就是書名《翻譯的危險》的由來。”本書作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是英國著名漢學家與歷史學家，於牛津大學擔任中國現代研究教授。教授將翻譯跟危險扯上關係，驟看似有三分嘩眾取寵，然而在危機四伏的世界，才華與膽識兼備的譯者，卻在國際關係上發揮着微妙的槓桿作用，這是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

一切可從馬戛爾尼使團首次出使中國說起。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外並無現代國家概念的邦交。一七九二年八月底，以外交官馬戛爾尼勛爵為首的代表團，以慶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壽之名義，代表英國首次出訪中國。隨團人士包括大使親信、航海經驗豐富的軍官、醫生、科學家、傳教士、畫家、東印度公司人員，還有兩位身份特殊的譯者：李自標和士丹頓(George Thomas Staunton)。出生於華北天主教家庭的李自標，透過教會的全球機制，被送去意大利學習。為了尋找合適的譯者，馬戛爾尼的副手老士丹頓到了那不勒斯，最後選中了李自標。李氏不諳英語，但精通意大利語和拉丁語。當時的基督徒屢遭清朝迫害，他毅然擔起使團翻譯的重任，背後有其宗教目的。

身為老士丹頓的兒子，士丹頓年僅十二歲已隨團訪中。在父親的栽培之下，他學會拉丁語和古希臘語，亦懂中文等多國語言，相傳甚討乾隆歡心。除了語言能力出色，士丹頓自小亦接觸植物學、天文學與數學等多方面知識，連工業革命的新發明，他都有機會先睹為快。士丹頓超越同齡孩子的教育水平，以及他隨父親遠赴中國的種種經歷，斷定了他與別不同的人生軌跡。在往後涉及中英關係的嚴重衝突中，士丹頓都擔任翻譯工作。他曾出版《大清律例》和《異域錄》英譯本；一八二三年，傳教士馬禮遜在澳門完成《華英字典》全部出版，成為世界上第一本英漢雙解字典。《華英字典》順利面世，馬禮遜特別感謝的三個人之中，士丹頓是其中之一。

提起大國盛衰，史書通常將焦點放在權謀者身上，作者在《翻譯的危險》中，則着重描寫兩位譯者的背景與經歷，以及他們如何以翻譯的智慧，牽引着十八世紀中英兩國的歷史發展。李自標和士丹頓懂得雙方語言和文化，在外交上相對得心應手，然而在兩國缺乏溝通與了解的情況下，他們懂得外語的優勢，隨時會被自己人視作無間道。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關於兩位譯者的故事，但透過他們互相輝映且交纏的人生，讀者更可深入了解這段中英外交史背後的縱橫捭闔，波譎雲詭。

王少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