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識鄭觀應的“余善人”
同治年間，既無顯赫家世、耀眼功名，又無上層社會資源的鄭觀應，隻身來到上海從賈，能夠迅速在上海站穩腳跟，除了他的天賦、勤奮，還得益於諸多“師長”的指點與幫助：姻親曾寄圃，世交徐潤在買辦道路上的提攜與關照；“知音”唐廷樞、盛宣懷在洋務企業上的幫助與合作；“兄弟”謝家福、經元善在賑務方面的志同道合；而對於余治在為善教化上給他指點與賞識，卻鮮有學者論及。
余治為《救時揭要》作序
余治（一八○九至一八七四），常州府無錫縣青城鄉浮舟村人，字翼廷，別字蓮村、晦齋，寄雲山人，自署木鐸老人，逝後門人私謚“孝惠先生”，晚清聲名最著的慈善家之一。幼時家境貧寒，九歲入館就讀，十五歲時在鄉里教書啟蒙孩童，以此微薄的收入來贍養雙親，二十七歲成為金匱縣學附生，此後五次鄉試未第，便徹底斷了入仕做官的念頭，終其一生，以勸善為己任，手著勸世文字不下數千篇，成為游走於官紳與鄉民之間，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的“余善人”。因慈善業績顯著而保舉訓導，加光祿寺署正銜。
《救時揭要》是反映鄭觀應早期思想的重要著作，它的出版不僅令鄭觀應在上海社會嶄露頭角，還因此獲得西人“旁及他務，均中當時利弊，且與《中西聞見錄》所論者相符合”的好評。《救時揭要》既延續鄭氏“研性理則輯道言精義，論感應則集志果諸書”的志趣，也體現了他本人對勸善戒惡、因果報應的認同，所論各種社會問題，乃出於為善的立場。其中《誡溺女》、《救濟速報》、《勸公門修行》三篇關勸善積德、因果報應的文章，大量重複或轉載於余治的《得一錄》，可見鄭觀應對余治善治思想的認同，而且受余治的啟發，將若干緣於父親、澳門善德福報相關社會問題的思考付諸筆端。
自一八六二年始，鄭觀應便把《救時揭要》交予余治審閱、修訂、校正，刊刻出版時，只請余治一人作序，從中亦可見鄭觀應對余治的尊敬以及余治當時在江南慈善圈中的地位。序言雖短短百餘字，字裡行間確表達了余治對這位年輕後生所思所言的讚賞。余治稱讚《救時揭要》是一部治理國家、救濟時世的重要文獻，鄭氏不僅深入剖析那些隱微不察的社會問題，準確切中當下的弊病，還大聲急呼，試圖喚醒那些沉浸在虛幻夢境中的人們。像一位醫術高明的良醫，為了拯救世人的疾苦，針對各種病症開出對症的藥方，其內心深處的無盡憂慮與苦心，對萬千受苦百姓的深切同情都在筆尖流露無遺。
鄭觀應為《庶幾堂今樂》作跋
《庶幾堂今樂》又名《勸善雜劇》，取於《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為余治畢生以戲勸善的心血之作。通過戲劇來勸善，是余治善行的特色及創舉。余治認為，相對於講相約、讀善書，戲曲是最適合普通百姓的教化形式。在他看來，愚夫愚婦既不能讀書明理，又不能看善書，而戲曲對於百姓有極強的影響力。“鄉約講說一百回，不及看淫戲一台。”當時淫書、淫戲盛行，將鄉約精神、忠孝節義通過唱腔鏗鏘激昂、語言通俗易懂的皮黃劇演繹，如此必有“千百老幼男婦環觀群聽，耳濡目染之餘，必有默化淺移之妙”。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余治自組戲班，請梨園老藝人教演，把創作的《後勸農》、《同胞案》、《英雄譜》等十餘種庶幾堂新戲於江陰、常熟等地試演，雖常資金短缺遭受非議，但始終堅持努力經營。後又陸續創作了二十多齣劇目，至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共創作了四十齣皮黃新戲。
余治去世五年後（一八七九年），在鄭觀應的倡議下，余治門人薛景清、李金鏞、繆啟潛、方仁堅，搜羅遺稿、鈔本、殘稿二十八種，詳加校正。翌年，由蘇州元妙觀得見齋出版《庶幾堂今樂》，分初、二兩集，其中十七部的捐刻者都與待鶴齋有關。待鶴齋最早出現在鄭觀應一八七二年《救時揭要》序末的題署“鐵城紅黑海五柳居榮陽氏識於滬上待鶴齋”，一八七五年《易言》（三十六篇本）的自序篇末，亦有“光緒元年暮春之初，鐵城杞懮生自序於海上待鶴齋”，可見待鶴齋為鄭觀應中年時期的題署。亦可看出鄭觀應是《庶幾堂今樂》的主要出資人。鄭觀應為《庶幾堂今樂》所著跋中，講述了余治晚年創作推演皮黃戲劇的緣由、經歷、結果，表達其對余治以戲教化勸善的認可與支持。淫書、淫戲禁令頒佈十多年，實施執行效果並不理想，鄭觀應希望《庶幾堂今樂》的刊刻，引來志同道合者的共鳴，喚起更多人對此問題的重視，並通過對晚清淫靡戲曲的糾正，淨化演劇空間，轉變江南世風民俗。
鄭觀應捐刻、推演《硃砂痣》
鄭觀應捐刻《庶幾堂今樂》的十七齣戲目中，唯有《硃砂痣》這齣流傳最廣，至今還存活在國家大劇院的舞台上。《硃砂痣》講述了金兵作亂，韓太守與妻兒失散，為延續子嗣續娶姜氏，憐其為夫治病賣身，贈金使姜氏還家，姜氏夫妻感其恩義，買子相贈，韓問子身世，驗以足上朱砂紅痣，始知為從前失落之子，最終父子團圓的故事。該劇圍繞善有善報的主題，充分運用誤會、巧合、懸念等手段，安排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外之外的情節，雖是一個概念化的故事，確能讓人看得津津有味。其中“借燈光”二黃慢板，“勸世人”二黃原板，“我救你的急”二黃碰板的唱腔，更是令人回味無窮。
這齣戲是余治專為皮簧所作，曾一度被搬入宮廷，據《升平署檔案》記載，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十月初一慈禧萬壽節期間《硃砂痣》便在清宮出演；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正月初一便將《硃砂痣》作為壓軸大戲，一八七二年更成為上海金桂軒、丹桂茶園等戲院日演、夜演之熱門大戲。
一八八二年，鄭觀應上書，請求當時江蘇布政使許應鑅禁淫戲，並將《庶幾堂今樂》之善戲於滬在鎮戲園改良習熟，每日夜演一戲，並送“善戲刻本五十部，分札上海道、常鎮道，飭發戲本，傳諭各戲園”，甚至還允諾獎勵能將戲目翻新，且使其分外感人者與賞錢。作為官府支持的勸善戲，《硃砂痣》在同光年間常為戲園“遵示”出演，後來因多位伶人都以這齣戲見長，漸漸變為戲園中的例戲。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孫菊仙於內廷出演《硃砂痣》；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慈禧萬壽節期間，汪桂芬於頤和園頤樂殿出演《硃砂痣》，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奎派老生白文奎壓軸演於天津天仙茶園；同年譚鑫培演於內廷。之後滬上茶園名角輩出，盛演不衰，程長庚、譚鑫培、孫菊仙、汪桂芬皆有上演，僅刊登在《申報》的廣告就有數千條。
對鄭觀應而言，余治是其尊重的前輩，是成長道路上提攜、幫助他的“師長”。對余治而言，鄭觀應是他慈善思想的擁護者與繼承者，二人亦師亦友，是為善立場上互相支持、同氣相求的“同道”與“摯友”。鄭觀應《救時揭要》勸人教化、因果報應的文論，多處引用摘錄余治的《得一錄》，從而印證余治的勸善思想是鄭觀應寫作《救時揭要》所受思想的來源之一；通過余治和他的慈善群體圈，鄭觀應在江浙紳商中建立廣泛的人事關係，並成為晚清江南慈善群體的引領者之一；余治賞識鄭氏治理國家、救濟時世的文論，為《救時揭要》作序；鄭觀應感念余治的賞識提攜，因緣圖報完成其遺願，捐刻、推演《庶幾堂今樂》；後亦在“丁戊奇荒”、“晉賑”荒年刊印勸善圖畫小冊以助賑濟，傳承其善業。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
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郭 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