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屋簷下的兩家人

家居裝修後，我們把裝箱的書籍搬上書架，一本紀念集展現眼前。封面是我們敬重的梁景棠醫生的肖像，他九十八歲仙逝，離今已十多年了。仔細翻閱內文，他的音容笑貌及兩個家庭的往事，又重現心頭。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父母親帶領我們全家移居廣州。經人介紹，入住位於珠江邊的一間磚瓦房。此屋我們一住就十多年，期間得到同住一屋的梁景棠醫生，以及他的家人許多包容和照顧。

這是一間很有年頭的三層房子。樓下是梁醫生的診所，也是全屋進出的通道；二樓是梁醫生一家的房間，房裡房外有幾張床；三樓後半截是我們的住處——是個大通鋪，床邊還有個放了煤爐的“廚房”，但是沒有排水渠，更沒有自來水。

記得當年從診所進屋的情形：那是個二十平方米的廳堂，右面放着些候診者坐的椅子，左面有張書桌，是梁醫生診病的地方。梁醫生待人和氣，高鼻樑上架着副眼鏡，儒雅的臉上總帶着微笑。他在一個診所上班，在家時也為上門的病者看病。

我們家人多，光是孩子就有七個，從幾歲到上小學、初中的都有。為了減少對梁醫生一家的影響，入住初期父母親曾叮囑我們：樓板、樓梯都用木板搭建，行走時很響，我們走路和上下樓梯腳步都要輕。大家很聽話，起初盡量減少進出，走路也近乎躡手躡腳。但不久警惕便逐漸鬆弛下來，重現本能的蹦跳，進出有時還像百米衝刺。

其實，梁醫生一家和我們一樣，也有七個孩子。我們四男三女，他們也是四男三女，而且年齡相仿，上學的年級也差不多。但他們比我們懂事得多。放學回家不是做家務，就是以床沿當桌子，坐在小矮凳上溫習或做功課，哥姐還指導弟妹學習。

不知是貪玩還是甚麼，我們放學回家少有一起複習、做功課的情形。我們做家務和學習都是“獨立自主”的。大人少管我們，兄弟姐妹更誰也不管誰。但記得有一次，忘了是誰期末成績不好，父親一氣之下，把在家的兄弟姐妹都叫了過來，先拿我們和梁醫生大女兒的優異成績作比較，然後說了些讀書不成三大害之類的話，還問我們將來打算怎麼樣，大家都面面相覷。

在我們心中，梁醫生是對我們特別有恩的人。七個不同年齡段的孩子，有誰沒有過感冒發燒或其他不適？何況老大、老三一年不知多少次皮膚過敏，老七經常哮喘發作……。每次都是梁醫生給治好，而且分文不取。

如果說，我們應該感激梁醫生長期對我們在健康方面的關照，我們還應該感謝他和太太的言傳身教，成功培養了一眾品格良好的子女。正是他們，成為我們父母要我們學習的榜樣。

珠江橫穿廣州，南岸一望無際都是泥灘。眾多靠擺渡、運輸、撈捕魚蝦維生的小艇，拖家帶口扎堆停靠在鰲洲碼頭至海珠橋一帶。如果說那時的廣州市民都很窮，被稱為“蜑家”的水上人更窮得叮噹響。他們有病要看醫生，來江邊梁醫生住處求診，幾乎是不二的選擇。對於特別貧困者，梁醫生常說：“治病要緊，費用方便時再給吧。”有人游泳遇溺昏迷，梁醫生便是岸上的主要施救者之一。就這樣，梁醫生的醫術、醫德在區內廣為傳播。而與梁醫生同住一屋的我們，夜半三更被求診者敲門吵醒也是常事。

說起兩家的孩子，雖然人數眾多，又蝸居侷促的小屋內，卻彼此融洽相處，從來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事。但十分遺憾的是，我們的某些做法，曾讓我們感恩的梁醫生一家的生活受到嚴重干擾。

事緣二、三樓都沒有自來水，我們做飯只能在三樓，所以每天都必須到樓下用木桶取水再運上來。為一家人餬口，父母親沒日沒夜地工作，大多運水的工作就只能由孩子們擔當。但桶子大，孩子小，上三樓的樓梯既窄又陡，由兩個孩子一前一後用小扁擔抬是較好的方法。

這種運水方式持續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就意識到可能會有水桶傾倒的意外。但苦於別無他法，兩孩抬一桶水的做法一直沿用下來。結果真的發生了幾次水桶傾倒的事件。都是與腳步不穩，或肩上的扁擔滑落有關。當水桶的水部分或全部傾出，梁醫生一家的房間瞬間就如大雨傾盆，幾張床都會被淋濕。而梁家小弟的床位於樓梯正下方，每次被淋得最嚴重，他無奈嘆息：“今晚我沒床睡覺了。”梁醫生夫婦聽到後總是勸說：“人家也是不想的。”雖然每次事故發生後，我們馬上全家出動為被淋濕的床一再清理。我們在清理時，心裡也在懊悔自己的不小心。更希望小弟狠狠罵我們幾句，或許心裡好受些。

繼水桶傾倒事件之後，其實還有更難堪的一次： 上文說過三樓沒有排水渠，很艱難抬上來的水，用過後還要點滴收集在一個污水桶內，每夠大半桶就要抬到樓下傾倒。但一次很不幸，竟讓髒水傾倒在樓梯上。原因是以為堅韌無比的繩子用得太久，它斷了！

這回已沒聽見梁家小弟的嘆息，而我們負責抬髒水的弟妹——哭了。

文／圖：曾國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