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小妹

爸爸生病的時候，醫院安排了社工讓病友們聚會。十個大男人聚在一起，原本都是家庭頂樑柱的角色，因為罹患癌症而懷疑自己的價值，在家庭角色上出現了危機。老妹參加了那場聚會。一個阿伯說，他未料第一個垮掉的會是自己，泣不成聲。那是個寂靜的下午。

我以為只進行醫療行為的醫院，原來有一大群社工、心輔人員在現場支持。得知在醫院做社工的小妹，總是需要處理棘手無比的醫療現場：例如身為器官捐贈工作聯絡員的社工，聯繫受贈者出動，但器捐決定駁回，社工又得再度聯繫病人，請他回家，不必過來醫院。這樣的過程我聽得心驚膽跳，我學習不來小妹在工作上的冷靜。我欣賞她溝通組織的能力，任何工作，一旦啟動程序，就是整個醫療前線的運作：開刀的醫生要馬上取消預約好的病人，安排受贈病人到現場。確定器官到位、在護送過程中沒有任何疏失。因捐贈者家族成員的情緒治療，陪着他們面對親人突如其來的死亡訊息，並溝通讓捐贈者完成最後遺願，確認沒有家族成員反對。這些工作內容，相關紀錄片和影劇我都看過。

真正的現場沒有所謂的戲劇效果，生的延續都在各種尊重之間進行。“儘管程序動員浩大，但如果中間有任何一個家屬突然反對，那也是他重要的權利。”

剛畢業的時候，小妹面對的是兒童及青少年：“那是幾乎永遠不會有結案的前線。”兒童及青少年個案所遭遇的問題，是跟着年齡增加而不斷變多的，無論是情緒或受虐，因為家庭功能缺失所產生的困境，也很難有停止的那一天。每一個社工桌上的檔案，只會越來越多，幾乎不可能變少。

我想到或許也有一種情況，就是當機構放棄個案，要社工打電話告知對方退學或離開安置，單方面“結案”。但，真的會有這種粗暴的現場嗎？

川井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