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鄭觀應壽像題詞的先生們
鄭觀應的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歲壽像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一批照片，所附像贊短則不足十字，長則近百字，表達出作贊者對鄭觀應的評價。除目前學界熟知的五幀小像，筆者另於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鉛印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八卷本發現較少見的五十歲像，目前共搜集了六幀小像，五十和七十歲各兩張，六十和八十歲各一張，像贊共九篇。這些作贊的先生們或為與鄭氏同遊長江的患難之交，或為鄭氏詩集寫序的道學知己，或為共同“實業救國”的南洋華商領袖，或為攜手“文章救國”的報人，他們與鄭氏結為芝蘭之交，聲氣相投。認識這些作贊的先生們，對了解鄭氏為人及其社會交際網絡有着重要意義。
吳廣霈：同遊長江的“後生知音”
吳廣霈在五十、六十和七十歲壽像題有像贊“剛方正直，不合時宜。志在救世，公爾忘私。勇於為善，勞怨弗辭。清廉自矢，中外咸知。卓哉此公，知音其誰。”分別見於宣統元年（一九○九年）上海城北著易堂鉛印本《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宣統元年（一九○九年）上海城北著易堂排印本《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及宣統元年（一九○九年）鉛印本《待鶴山房詩集 · 外集》。《盛世危言》提及吳氏其人、其事或觀點多達八十餘次，這位“後生知音”與鄭觀應同遊長江時，到底有何經歷？
吳廣霈（一八五五至一九一九），字劍華，號瀚濤，安徽涇縣人。早年為駐日公使何如璋隨員，後升任神戶副領事。歸國後，任上海輪船招商局文案，官至江蘇侯補道。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一月，鄭觀應出任上海輪船招商局幫辦，聘吳氏為文案，二人從此成為摯友。翌年，二人巡察招商局長江各埠分局，將所觀察之情況筆錄著成《長江日記》。此行風景雖絕美，卻險象環生，二人因此成為患難之交。為解決巴蜀的交通、資源問題，鄭觀應提出在四川築鐵路，以便開採川中礦產、運送賑濟糧食等，吳氏與其同心，將提議載入日記，待知時務者採納。五月，鄭觀應得知父親鄭文瑞在澳門逝世，先行返滬，把後續公事交予吳氏，日記亦請其代筆。此次長江之行，這位後生的才華、品性和眼界使鄭觀應充滿欣賞和倚重。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吳廣霈病入膏肓，卻仍為鄭觀應在招商局的不公遭遇，大鳴不平，致信鄭觀應的侄兒鄭宗蔭，力證其辦事不避勞怨，廉潔自持。鄭觀應見吳氏手書後，感激不已。故稱吳氏為鄭觀應的“後生知音”，實當之無愧。
夏同龢：為“救世宗教家”詩集寫序的狀元
六十歲壽像附有夏同龢的像贊：“白日當空，萬物相接。歐亞海陸，藩籬盡撤。虯虎騰驤，風雲改色。天啟英賢，新此中國。朗朗先生，器識宏邈。聾俗痼群，獨稟先覺。疾呼罔聞，方用堪樂。惜矣嘉謨，叩諸冥漠。公不負世，世乃相忘。託迹佛老，善刀以藏。躬潔冰雪，幽蘭自芳。對之三歎，時變孔長。”此像贊除見於宣統元年（一九○九年）上海城北著易堂排印本《羅浮偫鶴山人詩草》，筆者另見於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鉛印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八卷本的五十歲小像。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夏氏高中狀元，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年）赴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深造，是中國第一個出國留學的狀元。其與鄭觀應因道結緣，對鄭氏的道學思想作出精闢評價。
夏同龢（一八六八至一九二五），字用卿，號獅山山人，貴州麻江人。其在《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序稱，鄭觀應在法越戰爭中規劃得當，《易言》、《盛世危言》等經世要務之論多受朝廷採納，故稱鄭氏“壯年豪俠有奇氣”。在道學上，夏氏稱“香山偫鶴山人最富於宗教思想者”，其解釋神仙家有兩派，一為持厭世主義，只顧自己不顧大局者，雖成仙卻無裨於世，只算是方技家，一為持救世主義，能自度度人者，多為由任俠入神仙的宗教家。於夏氏而言，鄭氏無疑是“救世宗教家”，其讚譽鄭氏詩集以《俠客吟》為首，殿以學道之詩，展現出崇任俠而明黃老的“卓越神識”。鄭觀應在詩集稱，“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救國苦心婦孺皆知。”夏氏作為鄭氏的道學知己，明白其救國苦心即難能可貴的仙心，並在像贊稱譽鄭詩流芳百世，一唱三歎。
張振勳：金蘭之誼的南洋華商領袖
“大埔張振勳”在七十歲壽像題有像贊：“官商潔士，儒道通人。心殷救世，志在成真。”見於宣統元年（一九○九年）鉛印本《待鶴山房詩集 · 外集》。《盛世危言後編》收有十四篇鄭觀應致張氏的書函，多切磋救國之策、修道之術。
張振勳（一八四一至一九一六），字弼士，號肇燮，廣東大埔縣人。為近代南洋華商領袖，曾任清政府駐檳榔副領事、新加坡總領事，特派為考察外埠商務大臣等官，回國後創辦煙台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廣廈鐵路公司等。時張氏督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鄭觀應致函稱，振興工藝是國家富強的基礎，並提出在廣州設工藝專科、學堂及博覽會的建議。其後，鄭觀應創辦廣東工藝院時，起草集股公啟，所附章程吸納了張氏獎勵工商的建議：“工藝院所出之貨物，出口稅可邀恩免十年。”亦商亦官的張氏是鄭觀應“實業救國”的堅實後盾。二人道誼深厚，張氏生病，鄭觀應提出學道應養氣、養性、養德及養道的忠告，方能夙疾頓除。為傳承道教信仰，二人捐資重刊道教經籍《方壺外史叢編》、《古書隱樓藏書》，多次出資護師入室修煉。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張氏逝世，鄭觀應為其編撰《張弼士君生平事略》，稱其提倡實業，乃為達成救國救民之志。二人入世為政商伙伴，出世為修仙道侶，於鄭觀應而言，張氏是“舊交也，蘭誼也，亦道侶也。”
潘飛聲：攜手“文章救國”的香港報人
潘飛聲在八十歲小像題有像贊“發五大願，著十萬言。文章救國，是道所尊。”見於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上海各教統一會鉛印本《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一九○八年，潘氏在澳門偫鶴山房協助鄭觀應編成《盛世危言後編》。《盛世危言後編》和上海圖書館收錄近五十封二人往來的書函，討論救國自強之說。二人在“文章救國”上究竟擦出哪些火花？
潘飛聲（一八五八至一九三四），字蘭史，號劍士，廣東番禺人。為廣州十三行行商潘振承第六世孫，曾赴德國擔任東方語言學院教席，回國後擔任香港《華字日報》筆政，常著論提倡洋務運動。潘氏的旅德經歷使其成為鄭觀應力主立憲的支持者，鄭觀應認為相比美國、法國的民主共和制，英國、德國的君主立憲制較為完善，故請潘氏登報以醒當道。鄭觀應與潘氏因道結緣，希望待中華立憲之日，二人可一同歸隱修道。潘氏受鄭觀應委託，負責其著作的編校刊印事宜，其認為鄭觀應“宜先刻詩集，文集後繼”，因為“古今大家以詩傳者多，以文傳者少”。對於《羅浮偫鶴山人詩草》，潘氏稱詩集多為記錄時事之作，大可刪去較隨意、難參入韻語之作，另聘請廣州報人謝英伯作校對。對於《盛世危言後編》，潘氏聯絡廣州翰華閣刊印。鄭觀應“變法猶勤十上書”，潘氏“按劍欲談當世事”，二人皆祈望撰寫文章傳播維新思想。作為報人的潘氏自然成為鄭觀應“文章救國”的忠實盟友。
結 語
從鄭觀應的壽像及像贊，可以發現其作為一名善於交際的紳商，在晚清商界、政界、法界、報界，乃至道教界，都有私交甚篤的朋友。作贊的先生們因地緣、業緣或神緣與鄭觀應開展密切的社交關係，形成具有巨大力量的社會關係網絡，對其事業前途和宗教信仰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時值《盛世危言》出版一百三十周年，鄭觀應的愛國之心和思想之光仍潤物無聲，華彩不絕。吳廣霈、夏同龢、張振勳、潘飛聲等人所撰的像贊，從側面展現鄭觀應在人際網絡中有血有肉和真情實意的交往面貌。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
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吳一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