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害者轉而成了迫害者”不能重演

或許是學哲學專業的緣故，荷蘭藉猶太人迪克特 · 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是自己較為喜歡的一位古典哲學家，因此，他的《神、人及其幸福簡論》（下簡稱《簡論》）也曾斷斷續續讀過好幾遍，巴以衝突發生後，再度翻開了它。

據我所知，歷史上，西班牙早在基督教傳入之前就是猶太人的棲息之所，當時，猶太人也曾享有相當的權力，生活也十分順遂。而到了一四九二年，擺在猶太人面前的困境是：如不接受浸禮（改變宗教信仰），就要被驅逐出境，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於是，那些寧要流浪而不願意接受浸禮的猶太人出境流浪時，便嚴禁帶走他們所創造的財富，特別是黃金和銀幣。到頭來，有二十萬因忠於宗教信仰的猶太人寧願放棄財富，被迫離開故鄉，開始流浪，他們之中有數以千計的人由於經受不住顛沛流離的折磨而夭折。當時，儘管約有五萬人以韜光養晦之計，選擇了浸禮，並留在了西班牙，然而在他們的心底仍然堅持自己是猶太人。

一四九二年，托克馬達（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迫使國王下令懲治不改宗的猶太人，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卑鄙之徒則到處尋找新教徒中的猶太親族的線索，用最微不足道的口實來作為充分的證據，迫害更加殘忍。一直以來，猶太人以自己的猶太教教義在那裡爭取着、掙扎着，他們承諾願意用可觀的財產為促進阿姆斯特丹貿易繁榮貢獻力量，同時又證明他們是在迫害之下逃亡出來的，這才允許居住下來。儘管猶太人有着自己民族的朝聖節，還有慶祝以色列人曾經得救的節日，如普林節，即便如此，一六五七年時，他們依然沒有被承認是公民。

在這種境遇下生活着，猶太教教會的當權者，從“被迫害者轉而成了迫害者”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特別是當他們的命運有所改善，而聯合的需要已經不再成為燃眉之急時，這種不容異己的矛盾變得愈來愈突出了。比如，有一位叫柯斯泰的人想重回猶太教，當時，猶太教公會也公開撤銷了他的罪惡主張，但處罰是必須的：一是接受三十九鞭笞，二是趴在猶太教公會的門檻上，讓離開會堂的教徒從他的身上跨越過去。柯斯泰的確一一照着做到了，然而他遭受的精神上的恥辱始終揮之不去，於是不久就自殺。

斯賓諾莎更是典型，他不光被革除出猶太教，同時還被從以色列人中剪除出去。一六五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阿姆斯特丹猶太教公會宣判把斯賓諾莎革出教門，並從以色列人中剪除。書中四十二頁說道：“並按摩西律法所有詛咒咒詛他”，“任何人都不得以口頭或書面的方式與他交往，不得對他表示任何好感，不得與他同住一屋，不得與他同在二米的距離之內，不得讀他的著述和書寫的任何東西。”

在《簡論》中，有一個很長的章節在闡述“被壓迫者轉而成為壓迫者”。早前讀它，多數匆匆一瞥，不以為意；這次讀它，仿若被牽住耳朵聆聽一番。歷史上，猶太民族多災多難，他們有過多次的被壓迫、被剝奪、被驅逐，生活從未安穩過。尤為慘烈的是一九三三到一九四五年那段時間，有六百萬猶太人被納粹殺害，為了銘記那段歷史，猶太人還制定了“大屠殺紀念日”。雖說快過去一個世紀了，再去看那段歷史的電影、文字和圖片，依然催人落淚。

現在的以色列，由曾經的被壓迫者轉變成現今的壓迫者，卻感到無可奈何。巴以衝突，以色列大有一種你巴勒斯坦不服，我要打得你服的態勢。他說要消滅哈馬斯，而哈馬斯消滅得了嗎？回顧過去，包括納粹以前的那些人，誰不曾想把猶太人整個種族消滅掉？然而在最不利的情況下，以猶太人採用了韜光養晦之計，表面上歸順，而骨子裡在不斷地積蓄力量，一有機會就反抗、就獨立。當年的以色列，當年的猶太人能從那種最不利的生存方式，最殘酷的情況下堅持下來，並且走了出來，難道人家哈馬斯，人家巴勒斯坦就不能效仿嗎？千萬記住，“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硬道理。

巴以衝突，帶來的是民不聊生流離失所，帶來的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戰火中的家園成了人間地獄，那不是以色列人，更不是巴勒斯坦人所需要的。在目前的形勢下，還是請佔據主導地位的以色列人，記一下你們的前輩斯賓諾莎講的那句話：“我享受着人生的幸福，而且要勉力去生活得幸福，不是去過那種悲哀和嗟歎的生活，而是過平靜、快樂、令人高興的生活。”本人相信，以色列人還是熱愛那種平靜、快樂、令人高興的生活的。

有道是婚姻勸成，是非勸散，巴以衝突，坐下來談才是出路。

昌 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