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待見的罷工

即將來臨的“五 · 一”勞動節是為紀念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芝加哥大罷工而設。此後，世界上許多國家（地區）以法律形式賦予僱員罷工示威權，作為維護自身權益的最後手段。若論罷工示威的激烈程度，非韓國莫屬。印象深刻的是，二○○五年韓農組織的反世貿示威。抗議的韓農以苦行僧“三步一叩”的磕長頭方式示威，甚至還出現跳海等極端行為，其高度的組織動員與激烈一致的行動，震驚世界，並成功地喚起了世人的同情。

然而，始於今年二月的韓國醫師罷工，儘管有超過九成以上的住院醫師參與，卻並未獲得韓國國民的同情，反而遭到一致反對。

此次韓國醫師罷工，起源於韓國政府決定自二○二五年起，每年增加二千名醫學院新生名額，以應付本國醫師數量長期不足及未來高齡社會需要。此次罷工，並非韓國醫界首次。過往，幾乎每次韓國政府提出醫療改革方案，都因可能影響現職醫師利益而引起韓國醫界的罷工反對，並迫使政府妥協。

實際上，雖然醫師作為一國公民，其人權受到法律保護，但是，醫師屬於醫療專業人士，某種程度上是居民健康權的受託人。醫生罷工勢必影響居民健康，尤其是部分身患疾病急需手術的人士，可能因得不到及時治療而失去生命。因此，許多國家主張與言論權、結社權一樣，罷工權並非絕對的權利，對某些人士（警察、公務員、重大民生行業從業員等）行使罷工權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而對醫生的罷工權作出某種限制，目的在於避免部分群體利益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體現的是利益平衡原則。何況，作為規範醫生職業倫理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醫生“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並檢點吾身”。

由此可見，參與罷工的韓國醫師不受社會待見並非無辜。

婁勝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