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毀眾叛亂世梟雄 巢破家傾危邦帝女

令狐昭

一九五○年代後期，電影與粵劇不斷融合，以及粵劇電影發展的空前成功，似乎意味着中國傳統文化乃維繫香港民眾的重要力量。幾乎同一時間，新派武俠小說這股新興文化力量正在磨拳擦掌、蠢蠢欲動。其時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和《白髮魔女傳》已創出新風，而金庸的《碧血劍》和《射鵰英雄傳》則以忠良之後的成俠歷程，樹立起武俠故事新典範。當時香港武俠小說創作大盛，如蹄風、江一明、高峰等作者蜂擁而出；台灣亦開始了武俠小說創作潮，其中臥龍生在一九五八年憑《飛燕驚龍》自成一家，諸葛青雲則在翌年發表《紫電青霜》而名噪一時。

一九五八年是武俠電影文化發展的轉捩點。古裝武俠片在一九五二年沉寂之後，到一九五八年復興；這一次的興旺、更新與變化，實源於港台新派武俠小說的出現和流行。①首先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間，由李化和邵柏年領軍的峨嵋影片公司，雲集了胡鵬、李晨風和左几等粵語片高手，專攻新派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碧血劍》、《白髮魔女傳》、《七劍下天山》和《書劍恩仇錄》等先後被拍成電影。原著驚險曲折，人物性格鮮明，吸引了大批讀者，改編成電影後，順理成章地受到追捧。至於紅極一時的黃飛鴻電影，已一口氣拍了數十部；新派武俠小說改編電影一出，黃師傅的時代使命也宣告完成，逐漸退下火線。

梁、金的武俠小說，都將真實的國家歷史與虛構的江湖傳奇縫合在一起；這種歷史傳奇模式，通常描述在奸臣當道、外族入侵的民族危機下，主角習得絕世武功，試圖力挽狂瀾，其間亦會摻雜個人復仇和宮廷鬥爭等元素。以金庸第二部小說《碧血劍》②為例，頭一回“危邦行蜀道，亂世壞長城”，與第十九回“嗟乎興聖主，亦復苦生民”首尾呼應。小說起首講述袁承志的父親袁崇煥這位名將，被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冤殺，結尾又出現李自成逼死功臣李岩這一幕。如此輪迴般的歷史重演，反映了無論盛世亂世、漢族滿族、官軍義軍，自毀長城、眾叛親離的歷史悲劇都有其必然性，只不過在亂世之中，悲劇更為慘烈。

其實平民在戰亂中流離的情節，不是作者人生經歷的再現，便是當代百姓生命體驗的縮影。然而在大明、滿清、李闖三股政治勢力相互鬥爭期間，袁承志反明抗清的取態十分明確，他寄望於闖王，無異於民心所向。可是李闖取代腐朽透頂的明朝後，卻換湯不換藥，貪慾與權勢慾繼續主宰歷史，給社會造成巨大的悲劇，天下百姓的期盼和幻想終究破滅——眾望所歸的英雄救星，自始至終不過是一介草莽流寇，一個亂世梟雄。故事雖在悲劇和失望處告終，小說則由俠客為父復仇雪恨的套路，昇華至“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那種悲天憫人的思想境界，其歷史的大悲哀所蘊藏的藝術價值已遠超一般通俗小說。

《碧血劍》的至情至仇且至哀者莫過於崇禎的女兒阿九。她巢破家傾時，被父斬下一隻手臂；她鍾情於袁承志時，對方卻深愛別人；最後她出家為尼，法號“九難”。無獨有偶，稍後唐滌生為仙鳳鳴劇團編撰的《帝女花》，描寫了慧清道姑被闖軍污辱成病而亡，長平公主才得以移花接木、交換身份。帝女生於亂世，受盡苦難，的確悲哀至極。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左几把《帝女花》搬上銀幕，而李晨風執導的《碧血劍（下集）》（一九五九年）則於翌日首映。在故國凋零、改朝換代的歷史視野下，金庸和唐滌生各自筆耕，但感時憂國的文人情懷，甚有共鳴。如果說唐滌生是粵劇世界的金庸，或曰金庸是武俠世界的唐滌生，皆不為過。

（粵藝武俠片的前世今生 · 二十七）

註釋：

① 蒲鋒：《電光影裡斬春風——剖析武俠片的肌理脈絡》，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二〇一〇年九月，第六十四頁。

② 《碧血劍》連載版注重傳奇性和娛樂性，多年後的修訂版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思想性和歷史感，藝術品質明顯有所提升。例如在連載版中，李自成義軍進京後的亂象，只是點到即止，修訂版則由原來的數百字增至上萬字篇幅。陳墨：《香港武俠小說史（上）》，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一月，第四百六十四頁至第四百六十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