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的代價

大學四年級曾在上海解放日報社實習，故看到該報老報人回憶文集頗有興趣，對熟悉的幾位作者所寫文章尤感親切，但在思緒上觸動最大的，當屬其中的《一字之差 · 終生難忘》，是原夜班校對員周志新的憶述之作。

事情發生在一九六○年十月一日，《解放日報》刊載國務院舉行國慶宴會的新華社電訊，內有緬甸總理吳努舉杯祝賀劉少奇主席之句，但“主席”二字錯植成“主義”而未被校出，造成嚴重的政治差錯。該報當時作為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機關報，社會影響廣泛。該文作者說，這個差錯發生後，上級的批評和讀者的意見接踵而至，電話鈴聲終日不停，總編輯及總編辦公室都承受很大的壓力。好在從總編輯到校對組同事，都熱心而嚴肅地幫助他查找出錯的原因，使他認識問題的性質，並在校對組完善工作程序，防止類似差錯再度發生。作者在結尾處感歎，這是他終生難忘的“一字之差”。

這篇文章，讓我想起也經歷過的“一字之差”。那是一九七五年中學三年級，下學期有兩個月學工勞動，我和一些同學被分配到上海郵電局報刊發行處，每天從清晨五點到下午二點，按照外地訂戶所訂的份數，少的用紙捲起再塗漿糊封口，多的紮成小捆後打結，再分別裝進標註不同城鄉的大郵袋，經自動傳送帶送到路邊後搬進郵車。因郵車要分頭駛往機場、火車站、客輪碼頭和長途汽車站，有嚴格的時間限制，所以報社印出的報紙一到，就要手腳不停地忙到第一批郵車離開，才能鬆一口氣。當時上海只有《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兩種，均為對開四版，通常下班時帶一份回家細看。

四月下旬一天上午，正當各人忙着包裝、捆紮報紙時，一位管理員突然進來大喊：“停下來，都停下來，不要做了，報紙出事了。已經裝車發到外地去的，也要追回。”見大家莫名所以，他解釋道：“剛接到解放日報社電話，講今天的報紙出了差錯，要排版重新印刷。”於是，大家散坐在小板凳或大郵袋上等候，還紛紛拿起未裝袋的《解放日報》看了起來。很快，就有議論聲起：“沒有嘛！”“哪裡有錯誤？看不出來。”我把四個版看了一遍，也沒看到哪裡有錯，但想到報紙要收回，必定是政治性錯誤，便又細讀頭版時政要聞。最重要的消息，是前一天毛澤東主席會見到訪的金日成以及這位朝鮮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參觀活動。驀然，看到有一處名字竟是“金成日”！我講出這個發現，大家在版面上找到，都知道這個差錯非同小可。儘管局外人不知道報社內部如何查究，但這“一字之差”，導致紙張、油墨、包裝材料和勞動力的巨大浪費，則是人人感同身受的。記得那天午後才等來新印出的報紙，大家忙到下午四點鐘才下班。

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因而在入讀大學新聞學系以及後來當記者、編輯之前，已有切身體會：別看一字之差，有可能代價極大。

賀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