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

日本作為全球最高齡化的國家，高齡長者彼此照顧的“老老照顧”、為了照護而辭去工作的“照護離職”、同時看顧兩人以上的“多重照顧”等狀況，早已成為許多日本家庭疲憊不堪的日常。在家照顧者抹殺家人性命的事件，在當地也屢屢發生。《我殺了我的家人：“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一書中記錄的一些案例，諸如：五十幾歲的兒子掐死因失智症而玩排泄物的媽媽；七十餘歲的妻子因疲於照顧，勒死因失智症而性格大變的丈夫；育有三名子女的四十多歲單親媽媽，毆打失智症的母親致死。這一宗宗慘案中當事人是懷着怎樣的心情下手？他們是如何被逼至絕境？一般新聞報道由於時間和篇幅有限，無法完全傳達出案件背景。

為了回答這些疑問，日本放送協會(NHK)紀錄片節目《NHK特別節目》的製播團隊成立了“照顧殺人採訪小組”。小組成員與NHK全國各局處負責相關案件的記者合作，直接採訪了因不堪長期照護壓力而殺死親人的當事者，以及他們的親友，試圖描繪出當事者的日常生活與處境，希望能找到照顧殺人發生的原因。本書原型便是二〇一六年播出的NHK特別節目《我殺了我的家人“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並由負責製作此節目的導演及記者執筆。

書中的每一個案例都叫人讀得沉重無比。透過記者被拒無數次仍鍥而不捨、終使當事人願意接受的採訪中，讓讀者得以聽到當事人的親自表述。印象很深的一個案例是本已離家二十五年的當事人某天突然接到六十歲哥哥的電話：“媽媽的失智症變得更嚴重了，救救我吧。”他回想，若當時哥哥說的是“幫幫我”的話他是打算拒絕的，但因為那句是“救救我”，所以他回到已面目全非的家，照護一個失去語言能力、不斷吵鬧、無法溝通的媽媽，甚至把大便弄得全身上下都是。跟記憶中的媽媽有着極大差異，這使他忍不住覺得，眼前的媽媽只是披着母親皮的怪物而已。

他因此萌生了讓母親和自己解脫的念頭……從另一個案例中亦讀到一段育兒跟照護的差異心聲：“小孩會做的事情在增加，即使累但仍能感覺到孩子的成長；但照護則是不會做的事不斷增加，也很難阻止失智症惡化。”家人患上失智症是書中眾多案例噩夢的開始。

那麼，除了由親人留家照顧，還有別的支援選項嗎？日本設有日間照護和居家服務，書中亦表示四分之三的人都曾使用該服務，但供給量應付不上需求量。一般人突然成為不間斷的照顧者時，大多缺乏護理知識，更遑論自身心理和精神層面所需的協助。

家庭經濟狀況因此變壞也是平常事，更非所有人都有經濟條件或願意把失去自理能力的家人安置到療養院。去年，剛好有兩齣同樣以護老院 / 身心障礙者療養院的虐殺事件為主題的電影上映，香港的《白日之下》及日本的《月光之下》，均取材自真實社會案件。

書中追蹤的案件中，加害者也想死的比例超過了半數，且都後悔沒能死成，得背負罪孽活下去。很多時候，新聞報道不是全貌，人們讀到的法庭判決也不一定是全貌。所以作者通過製作紀錄片節目及書本，期望這或許能成為一個契機，讓觀眾 / 讀者能對“當事人”產生共感，重新思考家人照護的議題。這個時代，任何人都有可能突然需要照顧患病親人。

到底有沒有防止悲劇發生的對策？讀畢此書，不禁好奇澳門的現狀如何。可能自己的關注不足，印象中甚少聽到相關新聞案件；而從社工局的網站上能看到一些基本服務，包括：失智症診療中心服務、不同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轉介服務等，最新的“照顧者津貼”則從去年十二月起轉為恆常措施。“但願社會大眾與政策制定者能夠看見與重視‘照顧者’此一身份的存在，而非將照顧者視為一種照顧資源。

唯有社會視角的轉變，才能帶來新的可能，讓照顧者看見自身享有的人權，從照顧監獄中釋放目己。”台北護大長期照顧系教授陳正芬在本書的推薦序這般說道。

亞 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