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新勢力的兩代倫理表徵
——以“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影展”三部處女作為例
二○二三年十一月在澳門舉行的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影展，既選映了中國資深導演張藝謀的《影》（二○一八年）和香港影人麥兆輝、莊文強北上合拍之作《聽風者》（二○一二年），亦展示了三位中國九○後青年導演的長片處女作，包括陳仕忠的《尋她》（二○二三年）、喬思雪的《臍帶》（二○二三年）和久美成列的《一個和四個》（二○二一年），讓觀眾一睹中國電影新勢力的兩代倫理表徵。
《尋她》：嶺南母親的自我覺醒
開幕電影《尋她》是一部具有性別意識的尋子電影，文本上或敘事上都有別於以往主流商業片如陳可辛的《親愛的》（二○一四年）和彭三源的《失孤》（二○一五年）。這位九○後導演鏡頭下的一九九○年代廣東農村，帶着一股久違了的泥土氣息。陳仕忠與劇組一起回到自己故鄉惠州，用一個女人尋子的故事還原着當地的風土人情。最大特色是來自五湖四海的演員全以粵語為對白，男主角白客和女主角舒淇都有濃烈的外省口音，他們與故事地域之間所產生的“文化鴻溝”是顯而易見的，那種讓南腔北調“合理化”的有趣情形，難道是為了彰顯改革開放以來，嶺南地區廣府語言的混雜性、非本土性和後現代性？
無獨有偶，同年另一內地電影《第八個嫌疑人》（二○二三年）也有類似情況。男主角董成鵬自帶北方口音的粵語，跟飾演其堂弟的孫陽那種字正腔圓的粵語分別很大。語言無疑是身份認同問題的關鍵要素，在此大前提下，不論《尋她》的創作人是否有意透過作品保育粵語、惠州方言及農話，土生土長澳門觀眾所感受到的，或許是影片從另一角度折射出當代澳門市民日常生活中，粵語的使用頻率、以粵語為母語者的城市人口佔比、粵語的大眾普及程度等的量變與質變。然而作為一部近年罕有的中國內地粵語電影，它從廣東惠州的本土出發，讓觀眾看到了一個有別於香港粵語電影的鄉土性。
該片的另一個焦點是主人公舒淇顛覆昔日美艷形象，以鄉村女性的造型出鏡。片裡的所有村婦，就如舒淇扮演的陳鳳娣一樣處處受到男尊女卑、傳統陋習的規訓，在陳仕忠眼裡，他們的局限性往往來自於他們生長的環境與身處的時代。這個女版愚公所面對的大山，正是植根於村民思想中的宗族文化和封建觀念，它們根深柢固，牢不可破。這次從失去至親到追尋真相的旅程，亦拉開了一個嶺南鄉村女性、一位年輕母親自我覺醒的帷幕。可喜的是，多年後，陳鳳娣走出了那個封閉的村落，走向了不再神秘的外部世界，大女兒也在她的教育下，成為一個獨立、幹練、自信的新女性。
《臍帶》：內蒙母子的生命連結
由曹郁和姚晨監製、喬思雪編導的蒙古語影片《臍帶》同樣是關於母親的故事，不過這位母親已經步入晚年，而且患有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俗稱老年痴呆，這種大腦疾病會慢慢破壞病人的記憶力和思維能力，最終使病人失去執行最簡單任務的能力。影評人何阿嵐認為：“對比起近年種種有關家庭的中國電影，《臍帶》更顯輕巧，飾演媽媽的巴德瑪，眼神目光活像孩子一樣，將原本令家人帶來煩躁的病痛變得可親。”另一位影評人鄭傳鍏則覺得：“在眾多年輕一代與腦退化親人相處的電影故事中，本片可說是別樹一幟。”
過去香港電影也曾涉足阿茲海默症，故事藉此拉近兩代之間的距離。《女人四十》（一九九五年）講述女主角阿娥（蕭芳芳飾）在婆婆意外過世後，與患上阿茲海默症的公公（喬宏飾）的相處過程；而《幸運是我》（二○一六年）的主人公芬姨（惠英紅飾）亦患有類似的腦退化病，這名獨居的包租婆與年輕租客後來成為無血緣關係的“母子”。《臍帶》不像《女人四十》和《幸運是我》那樣呈現出典型的南方大城市生活體驗，它就像是電影版的《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或內蒙古版的《太陽總在左邊》（二○一一年）與《岡仁波齊》（二○一五年），試圖透過兩代倫理關係的修補過程，重構地域文化上難以名狀的現況，並且藉着一場夢幻詩意的草原療癒之旅，溫暖不同地方的觀眾。
《臍帶》描述一名蒙古族年輕音樂追夢人，把患有阿茲海默症的母親帶回到她魂牽夢繫的草原故鄉。為防止母親走失，他將一根繩子繫在自己和母親身上，宛如臍帶般緊密相連，並在旅途上漸漸明白到傳統蒙古牧民對生死的看法。臍帶的意象很明顯，就是病母和遊子之間的生命連結。然而在遊子歸來之後，病母的故鄉基因和民族血緣都透過遼闊壯麗的場景和富有民族氣息的音樂，活現觀眾眼前。特別是馬頭琴、呼麥以及多首穿插全片的鄂爾多斯民歌，能讓遙不可及的澳門觀眾感動得熱淚盈眶；片尾奏唱的俄羅斯民歌，似乎暗示了內蒙在地緣、歷史、文化、風俗上的獨特性。
《一個和四個》：藏地父子的
類型突破
當代中國電影的兩代倫理關係有時不在“戲內”，而在“戲外”。正如身處“主旋律”中的張藝謀和女兒張末，雖然在《狙擊手》（二○二二年）聯手出擊後便各自發展，不過父親的《堅如磐石》（二○二三年）和同年女兒的《拯救嫌疑人》（二○二三年），具有不着痕跡的共通點。至於置身“邊緣”的萬瑪才旦和久美成列兩父子的首次合作，更因為前者其後不幸離世而成為絕響。久美成列初次執導的長片《一個和四個》由萬瑪才旦監製，改編自藏族作家江洋才讓的同名短篇小說。故事講述在一九九○年代末的某天，暴風雪即將降臨青藏高原某原始林場，一名護林員被捲進了一起警察追捕盜獵分子的案件當中。
其肅穆的畫面風格以及極具情緒氛圍的聲音設計，令人嘆為觀止，開放式結局同樣帶來驚喜。這部傾向商業化的懸疑警匪片，竟然是一個“鹿死誰手”的“羅生門”式故事，跟萬瑪才旦以往執導的多部藏語片如《靜靜的嘛呢石》（二○○二年）、《尋找智美更登》（二○○九年）、《老狗》（二○一一年）、《五彩神箭》（二○一四年）和《塔洛》（二○一五年）等分別極大。其保育青藏高原自然生態資源的內容和決心，讓人想起陸川導演代表作《可可西里》（二○○四年）那股天地正氣；其撲朔迷離的劇情與成熟的視聽語言，帶來藏地電影商業類型化的全新突破，將與眾不同的藏地文化和緊張刺激的懸疑犯罪元素相融合。
影片的主場景是在青海的一個原始森林裡的一間木屋拍攝。作為一位獲得名導父親支持的新晉導演，久美成列無意走上一代的舊路，反而首先參考了意式西部片經典《獨行俠決鬥地獄門》(Il buono, il brutto, il cattivo,1966)的對峙行為，不過他在木屋裡沒有太多調度空間，唯有通過鏡頭的不斷切換去營造節奏感；其次就是參考較近年由里安納度 · 迪卡比奧主演的西部劇情片《復仇勇者》(The Revenant,2015)，那種鏡頭運動所呈現出來的人物狀態是很猙獰和撕裂的——男主角以堅毅的求生意志，在荒山雪林裡排除萬難，為慘死的混血兒子報仇雪恨。如此穿越生死的西部父子關係，未知能否映照着這對藏地父子的微妙關係？
司馬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