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讀《心經》

如果說歐亞大陸在公元前五世紀，同一時間出現了澎湃的思潮，那麼，古希臘哲學、印度佛教和被《漢書 · 藝文志》稱爲百家爭鳴的諸子百家，都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這二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中，似乎神州大地就像司馬遷在《史記》裏說的：“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尤其是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歷代文人墨客只有爲古書寫註腳的份兒。漢明帝時佛教傳到東土，入鄉隨俗，除了一本《六祖壇經》外，無非是禪宗大和尚的十句裏九句都是一朝風月的偈語。反觀歐洲經歷了一千多年的中世紀，有十三、十四世紀醞釀了二百多年後的文藝復興，到了十八世紀更迎來了後世所稱的啓蒙時代，澎湃的思想浪潮再次在歐洲大陸大爆發。康德就是德意志十八世紀啓蒙思潮的佼佼者。

被視爲半部可治天下的儒家經典《論語》，廣受尋求榮華富貴的文人所追捧，知識只不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工具而已，對於西方的追求真理，實在毫無興趣可言。而東傳到神州大地的佛經，如果以《心經》而言，它的上半部：“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異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來說，也是停留在古希臘哲學時代粗獷式的探討，並沒有任何革命性的思想突破。

相反，康德繼承了古希臘哲學對核心問題的思考，也就是思考如何認識這個不停在變化的世界，並從中理出一個頭緒來。故光是一句“五蘊皆空”是不能滿足自文藝復興以來，從笛卡兒開始的現代西方哲學的求知慾望的，更不可能辭鋒一轉走上了佛教的“度一切苦厄”的宗教道路上。“我思故我在”，基於笛卡兒在面對不停變動的世界，終於找到了對自我存在的肯定。

一七八一年，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問世之後，人們從理性的角度，分析了這個不停變化的世界，深入探討了知識是如何的這個基礎問題。根據康德的分析，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認識，還得通過我們這個主體觀察者自身的超乎經驗（也就是先驗知識的組合）而獲得。二十世紀的量子物理學更進一步顯示，在微觀的世界裏，觀察者的行爲就足以改變一個現象的結果，但這已經是後話了。十七世紀末牛頓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假設時間和空間爲絕對的論述，影響了康德對這個外面世界的認知。

自古以來，時空的概念一直是個困擾着哲學家的問題，正如公元四世紀的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說的：“在談話中，還有什麼話題會比時間更為人熟悉、更是大家的共同經驗呢？說起時間，時間到底是什麼呢？要是沒有人問我，我還以爲知道；要是有人問我，我想解釋給他聽，卻又覺得茫然不解。”為什麼《心經》的中心思想“照見五蘊皆空”，就是一切的色相，都在這時間流逝的過程中難以把握，並非康德假設的物自體，而是這個“空”，只有大智慧也就是佛教說的“般若”，才能照見這個世界“空”的本質。

而康德有意無意的想指出，世界的時間和空間的性質，卻是和這個觀察者息息相關的。如果如此推論，時間和空間並非如牛頓所說是絕對的，難道是《六祖壇經》裏說的“仁者心動”？

一切都是心在動？

陳增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