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與可持續發展漸行漸遠
二〇一五年九月，聯合國通過《二〇三〇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致力於二〇三〇年前消除貧困、促進平等和應對氣候變化等目標。然而時至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五年期限已過一半多，卻僅有百分之十五的目標步入正軌，許多目標甚至出現了逆轉。於是在二〇二三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峰會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懇請各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投資於可持續發展目標。其實早在二〇二一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時，古特雷斯便為之敲響警鐘——我們正與可持續發展目標漸行漸遠！
《二〇三〇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信心滿滿地設定了十七個可持續發展核心目標和一百六十九個具體目標，提出一個普及、綜合、具變革性和以人權為本的願景，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平與安全，宣稱適用於每一個人和所有國家，包括最發達國家。原本影射美好期冀的藍圖，現實情形卻如打碎在地的鏡片，人們從任何視角都能瞥見光怪陸離之景。對此，聯合國主事者除去大聲疾呼，以道義相責外，似乎並無他法。因為《二〇三〇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只是一個承諾，而非一種擔保。在政治衝突、經濟衰退、氣候災害和大流行病持續影響的疊加作用下，發展進程幾十年來首次出現倒退，這一承諾已然危機四伏。人類的諾亞方舟，在消除貧困、實現社會公正、重新建立與自然世界平衡關係的航線上，漸行漸遠、前途茫茫。
民族國家作為構築當今世界的主要政治板塊，為現代社會誕生、經濟社會發展和世俗文化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極端的民族主義，囿於一國的利益考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意識形態區隔，亦令民族國家在面對全球議題時經常同床異夢，甚至各懷鬼胎，亦無懼飲鴆止渴。可持續發展不單關乎主權國家的行動，更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行為。一個人自是無法左右主權國家的決策，但我們每一個人能夠選擇調適身心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心理狀態，並影響身邊的親友。
取之有度 用之有節
新世紀以來，不但聯合國以可持續發展為議程，很多文藝作品中也不時探索人類與自然共生共存之道。近來，我不時翻看《最後的獵人》(Le Dernier Trappeur)，這部於二〇〇四年上映的電影，由尼古拉斯·凡尼爾導演，看似紀錄片的模式，拍出了劇情片的韻味。
“獵人最重要的不在於獵到什麼，而是一種體驗。”正是這樣一種體驗將熒幕外的觀眾，緊緊拽入那冷冽蒼莽的紛紜天地、寂寥宇宙中。在加拿大育空地帶的茫茫雪原上，獵人諾曼∙溫德手駕雪橇車馳騁其間，天地與之並生，萬物與之為一。
五十多年來，諾曼流連落基山脈，呼吸曠野空氣，浸染山谷風雪，沐浴林間陽光，獵殺那裡的動物。他與妻子涅芭斯卡，帶着七條忠實的哈士奇獵犬，融入四季變幻、草木枯榮的自然世界。他對天地萬物有着深刻的個人理解，在這個景觀壯麗、遼闊原始的冰雪世界，展露出他與大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活態度。
影片中，諾曼∙溫德說出了一句深深觸動人心的話語——“獲取，但不貪求。”一直以來，人類早已脫離原始漁獵，跨過農業社會，進入工業時代，一些發達國家更踏進後現代社會，但獵人的世界也都佔據着人們心靈角落一處不大不小的位置。人們常常困惑於叢林世界，設若成為獵人，應當怎樣調適生存與獵殺之間的關係？諾曼這位“最後的獵人”道出了答案：“獲取，但不貪求。”
當然於真實世界中，將“進步”世界觀奉為圭臬的人們，凡事求“更”。就如奧運會上的口號“更快、更高、更強”，在現代文明社會裡，“獲取”自然而言也必須“更多”，“貪求”日漸蛻變成了“需求”。對權力、財富的獲取，自不待言。對知識的追求，似乎也是無止無盡。求不得的痛苦，求得後的空虛，困擾了許許多多的心靈。
傳統智慧認為：“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不節，則常不足。”即便人類的觸手早於半個世紀前就從地球伸入太空，“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箴言並不過時。而在高樓大廈掩映下，現代人碌碌營營，不都是從他處“獲取”收入、交換所需、滿足所求嗎？
行勝於言 由己做起
一個人的親身經歷往往更能觸動心靈。生於一九七二年的法國探險家西爾萬 · 泰松，曾經自許四十歲前在森林深處度過一段隱修生活。二〇一〇年，他前往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畔雪松北岬的一座小木屋裡居住了半年。那裡遠離市廛，沒有鄰居，偶遇奇怪的訪客。他在這片荒原中，過着一種樸素而寧靜的生活：砍柴，捕魚，做飯，行走山間；常常面朝湖泊和森林，注視日光流逝；大量閱讀、書寫，其間的日記結集為《在西伯利亞森林中》。雖然自身慾望並非一概消失，小木屋也不似佛祖大徹大悟時的菩提樹，但這種捨棄額外需求、僅僅獲取基本生活物資的經歷，給西爾萬 · 泰松帶來心靈的平和，即便他只是個林中過客。
各種各樣的大道理，聯合國官員早已宣之於口，各國政客更是粉飾其辭，務令藍圖顯得美輪美奐。剛剛過去的九月，在二〇二三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峰會上，各國領導人通過了一項政治宣言，承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援每年至少五千億美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刺激方案。又是口惠的承諾，又是空頭的方案，還是資金的刺激，最後就只能敦促了。
於是，古特雷斯敦促參加峰會的各國政府提交“大規模使用私人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方案。他還敦促各國領導人在今年十一月舉行的第二十八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提出具體計劃和建議，以避免出現氣候變化的最糟糕影響，並幫助發展中國家向可再生能源轉型。
最後，這位頭髮斑白的聯合國秘書長說：“今天的可持續發展待辦事項清單不僅是留給各位的任務，更承載着未來的希望。為了不讓希望落空，就必須行動起來。”
顯然，無論古特雷斯如何苦口婆心，都是說不動各國領導人的。聯合國秘書長既不是他們的上司，也不是他們的選民，更不是他們的金主。第七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道出箇中辛酸：“我是啦啦隊隊長，我是組織的人，我是推銷的人，我是催債的人，我是聆聽傾訴的神父，還有其他方面我仍舊要去發掘……”
面臨與可持續發展目標漸行漸遠的景象，人們所看見的似乎是聯合國的窘況，各國政府的博弈，古特雷斯的喋喋不休，而幕布後的每一個人正不知不覺、更無可逃避地陷入危機重重的境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可持續或不可持續，視乎人們怎樣認知、如何選擇。對此，每一個人都可做出自己的行動。
雲山（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