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國化與民族復興的強大力量

佛教文化在澳門華人社群中根深柢固、源遠流長，尤以禪宗（曹洞宗、臨濟宗）及淨土宗為主要信奉之法脈，且歷史上一直與內地及世界交流密切，明顯體現了佛教中國化的特色。在中共“二十大”會議中，對於宗教中國化發展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明確的方向：“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加强和改進僑務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復興的强大力量。”在此筆者以佛教中國化歷史以及澳門佛教宗派圓融發展的角度，探討佛教文化對於宏揚中國傳統文化和凝聚民眾情懷的影響力和意義。

佛教中國化發展

佛教源於印度，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最初主張出世修行，然而受到儒家重視人生、重視社會整體性思想的影響，漸漸被强大而充滿自信的中華文化所感染，進而接受了中國倫理道德觀念。東晉時期，淨土宗初祖慧遠法師便將佛教和儒家思想統一起來。而顯著的中國化佛教體現於將修行分爲在家和出家修佛，前者俗稱爲居士，此舉對佛教入世，以及發展至今的人間佛教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也就是佛法同時奉行儒家忠君、孝義等思想，極大地吸納了佛教信徒。

可見佛教經過中華文化土壤吸收、融合、再培植，以及傳統文化思想的灌溉，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佛教哲學思想，因而其內涵更深入，外延更廣闊。這種包融和靈活性，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體現。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國發揚光大，在東南亞得到傳承”，以此論證“商品和知識交流帶來了觀念創新”。儒家文化起源中國，受到歐洲萊布尼茨、伏爾泰等思想家的推崇。這是交流的魅力、互鑒的成果①。事實上，佛教中國化發展，影響了整個世界。

澳門佛教禪淨圓融

在澳門，佛教長期植根於華人社會，而佛教寺廟以漢傳禪宗（曹洞宗、臨濟宗），以及淨土宗爲主要信奉宗派，其他如藏傳密宗等也有各自的信衆。事實上，佛教中國化發展形成了新的宗派，如天台宗、淨土宗、華嚴宗、禪宗等，並建立各自的教義和教理。可說中國化賦予佛教新的生命力和持續發展力，使其更加具有明確性和實在性。雖然五代以後至明清時期，佛教經歷低潮，然而在家居士研究佛教的風氣，對佛教的復興發揮了重要作用。

澳門普濟禪院（觀音堂）以禪宗爲法門，奉行曹洞宗，其傳入澳門的淵源，可以追溯至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在廣州長壽寺和肇慶飛來寺擔任過住持的石濂大汕和尚，經由澳門赴越南當國師傳戒和弘法，與觀音堂結緣。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他將越南籌得的大部分款項捐助澳門普濟禪院的興建，以禪門的曹洞宗為廟宇的法脈，更成為一座佛道兼容的廟宇。而另一所在民國初期興辦寺院——無量壽功德林，則是奉行正信佛教為宗旨，由珠海南屏維新派愛國人士張壽波(一八六八——一九四六年，號玉濤，法名觀本)在各界人士支持下創辦，於一九二四年正式成立，為嶺南地區首家女子佛教學院。該寺院修淨土和禪宗的臨濟鐘。值得研究的是，禪門佛法以坐禪靜修為主，而淨土宗奉行念佛，這兩種修行的圓融發展也體現了佛教中國化發展在澳門得到發揚光大，也體現了佛教的中華自信，以及多元和靈活。正如“二十大”的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以佛教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佛教作爲宗教倫理的哲學，一方面融進中國哲學理論而得到豐富，通過互相攝取、改良和再生，因此賦予了佛教哲學與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生命力。佛教思想初期就以在中國盛行的玄學爲對象作融合和補充，包括《周易》、《老子》和《莊子》等廣受歡迎的哲學思想。可以肯定，佛教在傳入中國後，結合中國文化，而擁有更多的支持者，從而推動了佛教在世界的發展。

澳門與大灣區在傳播佛教的歷史上聯繫密切，如廣州的陶輪學社、六榕寺等，均與澳門功德林創辦人觀本法師有關，而肇慶的飛來寺與澳門普濟禪院同一法脈。隨着不斷發展，澳門與世界佛教界也緊密聯繫，採取與社會共融發展的人間佛法理念，與大眾緊密聯繫，如近年舉辦的各種活動，包括水陸法會、大型祈福法會等，具有凝聚力。

因此，相信通過中國化佛教文化的傳播，尤其是加強大灣區的聯繫交流，將成為國家鞏固和發展最廣泛愛國力量的元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如“二十大”倡導的：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楊開荊 （澳門學者同盟常務副會長）

（資料由澳門普濟禪院僧侶慈善會提供）

註釋①：《一帶一路：習近平精彩演講三次提及佛教》， 佛界動態 : 南海佛學院 www.nhfxy.net/?article/199.html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