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社會性別主流化”嵌入家庭友善政策
為應對澳門老齡化、少子化的人口變化趨勢，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不斷推出提升生育津貼、延長有薪產假、增設男士侍產假、推廣母乳餵哺友善措施等家庭友善政策，鼓勵“優生多育”。然而，儘管特區政府努力推進家庭友善政策，卻無法扭轉澳門生育率不斷下降的趨勢。資料顯示，澳門二○二一年的出生率是7.4%，是二○○五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二○二二年初，澳門婦聯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雖然澳門本地女性的生育意願有所上升，但“九○後”女性的生育意願評分最低。另一方面，在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同時，澳門的人口老化指數快速攀升。二○二二年六月，澳門特區政府公佈《二○二一人口普查詳細結果》報告表明，二○二一年澳門特區年齡在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較二○一一年大幅增加107.2%至82,812人，佔總人口12.1%，人口老化指數上升至83.7%。
澳門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最新變化情況，再次彰顯了特區政府完善和推進家庭友善政策的迫切性。在完善和推進澳門家庭友善政策的過程中，應該將“社會性別主流化”嵌入家庭友善政策中，將社會性別作為家庭友善政策的基本視角，將兩性平等作為家庭友善政策的核心目標，將促進女性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作為家庭友善的政策重心，將婦女參與政策制定作為家庭友善政策的保障機制。
社會性別主流化：將性別
觀點納入決策主流
社會性別主流化是促進性別平等的全球戰略，是社會性別平等路徑的新探索。社會性別主流化不再聚焦於女性個體取得平等待遇的權利，或是女性群體的歷史性劣勢，而是轉向影響女性權利的體系和結構，將性別平等的影響因素聚焦於制度體系和政策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性別主流化是人類歷史上探索實現社會性別平等道路上的一次重大飛躍，為婦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平等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兩性平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
傳統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下，決策者通常會考慮到決策的政治、經濟、以至社會影響，但很少考慮決策對性別的影響。對此，一九九五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了《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主張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到公共政策制定的主流，由此推進性別公平和兩性的協調發展。《行動綱領》特別強調“社會性別主流化”這一概念，並將其表述為：“在處理提高婦女地位的機制問題時，各國政府和其他行動者應提倡一項積極鮮明的政策，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以便在做出決定以前分析對女性和男性各有甚麼影響。”
“社會性別主流化”的實現，依賴政府、社會、企業以至居民的共同努力。首先，要強化國家和政府的責任，自上而下地從制度上保證將性別意識貫穿在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的全過程；第二，需要建立讓女性群體積極參與相關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的全過程的機制；第三，要建立一個可以測定性別平等的指標體系，體現和反映社會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性別發展狀況。最後，要加強政府的推動和媒體的宣傳，將性別平等內容納入學校公民教育，強化社會的性別平等意識。
將社會性別作為家庭友善
政策的基本視角
社會性別分析是實現社會性別主流化的重要工具之一。社會性別理論起源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西方女權運動，為女性主義的研究開闢了新的視野。“社會性別平等”強調為男女兩性提供平等的權利與機會，鼓勵男女兩性的社會角色多樣化，從而形成平等和諧、良性互動、互利共贏的兩性關係。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公共政策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一是性別中性政策，二是性別平等政策，三是性別差異政策，四是社會性別意識政策。其中，社會性別意識政策試圖通過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性別結構來改變社會秩序，主張在政策制定中增加社會性別意識，強調兩性共同參與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社會性別視角主張，政府應該注重婦女在社會性別發展中的作用，政府要幫助婦女解決具體的權益受損問題，要積極改變社會性別結構。
家庭友善政策被廣泛理解為一組互補的社會政策，旨在支持在當今複雜環境中面臨工作、家庭和個人時間需求衝突的員工，幫助身為父母的就業者協調家庭與工作的矛盾，為有照料需求的家庭提供的一系列政策、福利和服務，如產假、親職假與兒童照料等。實踐表明，家庭友善政策有利於促進員工的工作家庭平衡，增強員工生活幸福感，提升生育率和社會的穩定和諧，已經成為社會政策的新動向。對於企業而言，家庭友善政策可以使員工在一定程度上摒棄家庭事務的困擾，更加專注於工作要求，從而高效完成工作任務；對於員工來說，家庭友善政策可大大緩解工作家庭衝突的壓力，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發展；對於社會而言，家庭友善政策為父母提供經濟資助、兒童照料服務或帶薪假期等削減撫養孩子的經濟成本安排，無疑對提升社會的整體生育率產生正面影響。
將社會性別視角納入家庭友善政策，強調的是要分析家庭友善政策對男女兩性的影響，即分析哪些家庭友善政策和項目加劇了男女兩性之間的不平等，從而最終實現性別不平等或性別歧視的消除。參考國內外社會性別納入公共政策的一般經驗和做法，澳門家庭友善政策納入社會性別視角，就要不斷完善性別平等的法律制度，實行社會性別預算，實施性別統計制度，構建性別平等的標準化指標體系。
將兩性平等作為家庭友善
政策的核心目標
應該講，家庭友善政策背負的政策目標和使命是分散而多元的，包括平衡兩性平等下雙方所付之家庭責任、平衡工作及家庭生活、提高生育率、提升女性發展權利、維繫社會勞動力、提倡家庭照顧價值、維持家庭生活和諧等方面。正是由於家庭友善政策目標的多元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一度建議家庭友善政策要平衡各項政策目標，以推動男性和女性家庭責任的均衡分配，釋放女性勞動力以及提升女性的經濟能力。
基於“社會性別主流化”的嵌入，澳門家庭友善政策的核心目標應定位為促進兩性平等，即以性別平等為優先目標來制定澳門家庭友善的各項政策，實現兩性的和諧發展。它的重要意義在於，將處於邊緣地位的女性問題與兩性平等問題變成了家庭友善政策的核心議題。它不局限於追求兩性之間機會平等，而是力求考察政策的實施對不同性別主體存在的不同影響，關注兩性特別是女性在自我實現和社會發展中的處境、問題與不同需求，並尋求相應的對策。
社會性別主流化追求的是兩性之間社會權利的平等，它的目標是改變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或制度環境，使男女雙方都公平公正，並獲得平等的發展。
在“社會性別主流化”看來，“性別不平等”的根源是公共政策的不公平或者公共政策社會性別觀的缺位。社會性別分析認為，傳統的政策及法律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基於男性經驗的社會性別預設，造成看似平等公正的公共政策在不自覺地複製和強化着原有的社會性別關係，鞏固了傳統的社會性別偏見。因此，實現“性別平等”的目標，要寄望於國家和政府在各項家庭友善政策的設計、執行、跟蹤及評估中充分考慮男女兩性的需求。
將促進女性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作為家庭友善的政策重心
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勞動力結構中女性勞動力增加，是西方國家政府實施家庭友善政策的主要原因。正是隨着女性和母親在勞動力比例中的增長，家庭友善政策才受到了越來越大的重視。在歐洲，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傳統的“男性職工+家庭主婦”的家庭模式逐漸轉變成“雙職工”模式，使女性職工面臨工作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也就是說，在傳統的家庭工作二元化的性別分工模式下，婦女承擔了照顧家庭的主要責任。然而，隨着時代的發展，婦女的角色從傳統照顧家庭的單一角色變成家庭與工作雙肩挑的雙重角色。因此，歐洲各國紛紛推出各自的家庭友善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減緩女性職工平衡工作和家庭間的衝突、促進勞動力市場和家庭生活領域中的性別平等。可見，女性就業發展與家庭責任承擔的平衡，從一開始就成為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發展的基本動力，是家庭友善政策的主要關注點。
在“社會性別主流化”的導向下，契合家庭友善政策的發展初心，應該將家庭友善的政策重心定位在於平衡女性僱員的家庭和工作上面。在這方面，國外有學者就考察了丹麥、英國、德國、意大利的家庭友善政策，說明雖然四國家庭友善政策的側重點和政策效應均存在一定差異，但向女性的政策傾斜是各國家庭友善政策最重要的共性。事實上，由於家庭友善政策具有的內在的向職業女性傾斜的特徵，“家庭友善”政策已是各地政府促進婦女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家庭友善政策也往往被稱為“母親友善政策”或者“女性友善政策”。
由此，澳門家庭友善政策應聚焦於政府為女性職工提供的生育假期、幼兒早期教育和照料服務、家庭津貼和稅收減免等一系列政策安排上。當前，澳門家庭友善的政策和措施主要體現為關注和重視婦女發展及兒童權益、增加托兒服務名額、推出“照顧者津貼先導計劃”，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等。未來，澳門家庭友善政策的政策重心應聚焦於平衡女性僱員的工作家庭關係方面，更多地關注女性的平等就業制度，平衡就業女性的家庭照顧責任及工作責任。
將婦女參與政策制定作為
家庭友善政策的保障機制
婦女參與家庭友善政策的制定，是社會性別主流化落實的重要表現。這是因為，如果家庭友善政策的制定由男性來完成的，那麼就很難指望這些男性決策者在制定社會政策的時候具有社會性別視角的自覺性，也很難納入女性的需求和利益。因此，社會性別主流化的戰略高度重視女性參與政策制定，建立男女兩性共治模式，形成治理框架的男女平等和兩性共同發展，確保婦女成為家庭友善政策的積極主體，而不是消極等待被救濟的弱者對象。
回歸以來，澳門婦女參與社會事務及公共決策程度雖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較，仍然稍顯不足。迄今為止，澳門仍然沒有對婦女參與社會事務及決策實行婦女參政配額制。數據反映，澳門女性在政府領導官員、諮詢委員及立法議員的性別比例有待提升。以諮詢委員為例，女性委員比例大概只有約三成，本屆立法會女性議員的比例更僅佔約一成八。這與一九九五年《北京行動綱領》要求的婦女參政率至少應達三成的規定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家庭友善政策的制定中，建議特區政府通過提高女性參與政策制定比例的方式，切實保障婦女在家庭友善政策制定的參與權。
總而言之，在澳門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新形勢下，如何完善和推進澳門家庭友善政策，是擺在澳門社會面前一項重要的議題。本文認為，作為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的“社會性別主流化”和“家庭友善政策”要相互結合起來，將“社會性別主流化”嵌入家庭友善政策，在家庭友善政策的制定和推進中實現“社會性別主流化”，在“社會性別主流化”的導向下形成澳門家庭友善政策的特有架構，凸顯澳門家庭友善政策的核心目標和政策重心，促進澳門家庭和諧及社會穩定，更好地應對澳門老齡化、雙職化、少子化的挑戰。
鄞益奮 庄玲玲
